科学与道德


  前不久，卢嘉锡等14位学部委员再次联名在《中国科学报》上撰文论及科学道德问题，谴责科研活动中违犯科学道德的行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如果离开了科学成果的充实，定会失去时代的光彩。
  古希腊先哲们说：“知识即道德”。弗朗西斯.培根说：“科学的真正的和合理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如果没有爱迪生的努力，也许你我今天仍然靠腊烛照明。当代原子能、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一系列科学成果，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人所共知的。可见，科学技术进步在促进道德进步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道德困惑。
  大千世界，无其不有。这里且不说打着《周易》的招牌搞封建迷信，用计算机给人算命等骗人的玩艺儿。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科学的进步为罪犯提供了先进高超的作案工具，为侵略者提供了大规模杀人的武器，为霸权主义增添了制裁和封锁别国的本钱等等。这又给伦理道德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以致有人惊呼科学将把人类推向道德的末日。
  其实，细细思索一下，上述种种反道德现象的出现，恐怕很难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首先，科学在破除旧道德、构建新道德时本身虽然具有同等的效力，但科学与道德之间也免不了出现超前与滞后的矛盾。原子能的发现被誉为是“第二次火”的发现。但几十年后广岛、长崎的悲剧又使科学在“道德法庭”上是那样的无地自容。不过，凡多少懂一点物理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将禁闭在原子核内部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按照人类的意志用于发电、治疗癌症等已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划时代的发展。而原子弹、氢弹的制造和使用源于社会矛盾的发展，并非物理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向社会机体的所有毛孔渗透，导致各产业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形成了种类繁多的职业。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职业行为、职业心理、职业习惯和职业道德，这就大大拓宽了道德的涉及面。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道德发生作用的性质和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科技与道德发展并不成正比。我们华夏的先民发明指南针时，并不是为了给英国商船倾销鸦片导航指路；蔡伦发明纸时也不曾料到，会被外国列强用于书写强加给后代的不平等条约。看来，决定这一切的还是社会政治制度。
  总之，科学进步导致的道德进步，必然表现为旧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而新道德只能在与旧道德、乃至不道德的意识和行为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归根到底，科学技术的进步毕竟是社会道德进步的强大的动力。

（原载1992年5月22日《四川日报》）




                              轻熟之间话安全

  据悉，某电力运行部门，因值班员拉错闸而导致辖区内大面积停电，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在事故分析会上，人们大惑不解的是，一位工作出色的老值班员，对设备可谓轻车熟路，怎么居然也马失前蹄？由此也引出了轻与熟的关系话题。
  诚然，轻车必然熟路，但其“逆定理” 熟路是否等于轻车，则不得不加界定条件了。
  首先，熟路只是一种有利的客观条件，如果掺入高枕无忧等主观因素，凡事“跟着感觉走”，则久走夜路必撞鬼，有时还会在家门口撞车、在小河沟翻船。
  第二，孰只相对于机器设备已有的状态而言，并不伴随所有终始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设备本身在老化和耗损，各种性能参数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与自己合作的同事、当时的气候条件等诸多集约因素构成的综合系统的平衡点在“位移”。所以凭想象则难免失荆州。
  其三，孰路者难免自信过余，把驾驭机器设备的技能膨化为主宰机器设备的权威，有时在应急过程中甚至异想天开，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我行我素，仗着路熟撞南墙，往往后果不堪设想。
可见，熟路只是轻车的必要条件，其充分条件还在于一丝不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生产作业中提倡熟能生巧但不弄巧成拙，要求轻车熟路熟路未必轻车。


（原载1995年3月25日《川东电力报》)






                       设个“曲突徙薪”奖如何


  从前有户人家的灶的烟囱（古称突）是直的，烟囱旁还堆着柴草（古称薪）。有人对这家主人说：“你们这样很容易引起火灾，应当把烟囱改成曲的，并把柴草搬走（当时称之为曲突徙薪），可那家人却毫不理会告诫者。过了几天，那人家果然失火，左邻右舍同来灭火，好几个人在灭火时还受了伤。大火扑灭后，主人特备酒席答谢左邻右舍的帮助。灭火时出了力的人都请到了，受伤最重的焦头烂额者还特邀坐了上席，但最初好意提出劝告的那个人却被忘记了，因此有人感叹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
  无独有偶，几年前有关专家曾经为宁夏将发生天牛之灾而大声疾呼。但遗憾的是并未引起有关决策者的重视，结果使扬名四海的宁夏白杨几乎全军覆灭，倒是换来了一批灭虫英雄的诞生。
  其实，在生产作业中，许多安全隐患并非没有丁点征兆。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也不会没有“曲突徙薪”论者那样的明白人。若遇决策者开明的当然不用说了，假如某长偏好报喜不报忧，或护个短，或表面上洗耳恭听，心里却暗骂别人杞人忧天；或当时言听计从，事后却抛之九霄云外；或干脆给“曲先生以脸色，“多事”者碰一鼻子灰后，怕再讨没趣，自然会欲言又止，从此便以“难得糊涂”自勉。
  既然如此，为鼓励人们直言进谏，建议设个“曲突徙薪”奖如何？一是能表明决策者对安全方面的逆耳忠言的欢迎态度；二是能通过奖励提醒告诫者，使建议内容公开化，使个别官僚主义者放弃纸包火的念头，不得不在防微杜渐上下功夫。

（原载1995年3月25日《川东电力报》）


                       反向努力与安全生产



  巴西一家报纸为了论证众议院的议员是否忠于职守，有意设计了一个丧权辱国且荒谬绝伦的假法案文本，放在众议院走廊里要求议员们签字。结果有54位议员装模作样地翻阅一下，或干脆看也不看就在上面签名表示赞同，结果闹了个大笑话。
  无独有偶，某企业有一大型设备受损并被有关技术权威判了“死刑”。但该企业有位青年技术能手，不是简单地去演绎设备“死亡”原因，而是从专家思维的反面去实地反复测试，结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经过上下齐心复，终于使价值数十万元的设备起死回生。
  笔者无意去踩议员和专家的痛脚，倒是觉得我们有必要重视反向努力的思维方式。巴报不是去直接测试议员们忠于职守的情况，而是去揭一揭表里不一者的底牌；青年技术能手不是盲从专家权威的定论，而是以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反向努力心理做事反而成功。
  反向努力是因果逆动的思维方式，在安全生产工作中，我们不能一味关心已有的安全周期和经济效益，百是应该依据反向努力的思维方式去查漏站缺，排除不安全的隐患和潜在威胁，才能真正确保安全。首先，反向努力可以预防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通过挑毛病找隐患克服人们的盲目乐观思想，有利于居安思危；其二，反向努力能增强安全工作的针对性，克服为抓安全而抓安全，隔靴搔痒或做表明文章搞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第三，反向努力能拓展我们的工作新思路，使我们的管理始终与设备的老化耗损状况保持动态平衡，克服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
  总之，反向努力的途径看似逆反消极的，但其目的却是积极进取的。凡事适当作一些反向努力，不失为是常规思维方式的逻辑补充。我们多一点反向努力，就多一分平安保证。

（原载1997年8月12日《警钟长鸣报》）


                       莫让“意外事故”多意外



  阴影！进入1994年以来，川电安全被罩上了一层阴影。
  懵了！！继华电94.1.1特大设备事故的开门“黑”后，仅一至四月，川电行业又发生重大设备事故一次，人身死亡事故七起，重伤事故两起，恶性误操作事故四起。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故，把川电人搞懵了。
  意外！！！全川六个国家级安全文明生产“双达标”电力企业有五个因安全问题落马摘牌，更是川电人意外之外的意外。
  也许有人对达标企业成为重灾户难以理解，其实，我们不能怀疑安全生产先进企业在安全管理上没有打硬仗。应该看到劳动安全体系也是由诸多集约因素构成的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必须随时注入新的“能源”和“信息”（设备、安全意识），才能弥补设备耗损、观念淡化等“负熵流”，保持劳动安全体系在输入与输出变换中稳定有序的动态平衡，即要随时“吐故纳新”。
  有人说，抓安全生产无异于地打仗，这话不无道理。战争和事故一样都会使人付出高昂的血的代价。而且若有丝毫不周，惨剧的瘟疫便会乘虚直入。人们也许不会忘记，“二战”中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但德军却来了个背后包抄，法军惨败于以守为攻的意外；70年代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更是万无一失，但却崩溃于埃军“斋月不开斋”的意外。
总之，劳动生产中的事故不会都是预料之中的，人们要多一点超常意识，逆向思维，少一些传统思维惯性吧！否则，在劳动生产问题上，有可能出了意外还感意外。

（原载1995年1月25日《劳动导报》）




                                闲话坏事


  据悉，某单位失火，幸亏消防队即时赶到，才未造成毁灭性损失。这本是一件坏事，可有人却自我安慰说：“这件事看起来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因为这把火把我们烧明白了。”如此一说大家都轻松过关；如此推断，好象注意防火，水火无情之类的道理闻所未闻，被火烧一回反倒成了增长见识成为明白人的大好事了。
  伟人毛泽东生前的确曾经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是辩证地看问题，是至理名言。如今有的企业资不抵债扭亏无望，本是一件坏事。如果有关方面痛下决心，通过深化改革或破产兼并等措施使企业起死回生，这是把坏事变好事；企业生产设备因出现伤病等事故隐患，这不是好事，但如果能即时查漏补缺，加大技改力度防患于未然，甚至使设备的科技含量、安全系数比新投产时还高，这也是把坏事变好事。但是，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理解伟人的话，不仅于事无补，反会误国害民。首先，有些事不论何时何地用何种变术，也不可能成为好事。如前不久浙江某单位的家属楼因质量问题而倒塌，致30多人遇难；近日湖南一满载归乡民工的春运大客车车毁人亡，恐怕永远也无法变成好事了。
  其二，即使有些坏事可以间接变好，也不是想变就变，说变就变。而是要端正态度，不把坏事变成好事作为自己安慰自己甚至推脱责任的由头。而是要承认坏事，正视坏事，吸取教训、制定措施、艰苦努力。否则口头谈变，坏事永远还是坏事。消极被动坐等变好，反而会使坏事变得更坏。
  总之，坏事就是坏事，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件事办好，绝不能寄希望地靠坏事来变好事。

（原载1998年4月2日《西南电力报》）


                           安全与投入


  有则明代寓言说，一迂公的房子漏雨，一夜几次搬床挪铺也找不到一块干爽的地方，妻子儿女交相斥责。第二天，迂工急忙请来工匠修缮房屋，等到房子修完，天空突然放晴且整月无雨，迂公仰头长叹：“唉，真是苦命人，刚刚修好房子天就不下雨了，这岂不是白蚀了工费吗？ ”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迂公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他片面 静止地看问题，好象天放晴以后从此就不会再下雨了。当今，虽没有人直接对修房止漏之类的破费叹息，但变相的迂公心态却并未绝迹。据有关部门鉴定测算，我国每年有10多万辆报废汽车在侥幸冒险运行，有人称之为是滚动的炸弹。如此不见棺材不掉泪，完全全是利令智昏导致其既要获取又不愿投入的。倘若有关部门责令其改造更新或强行报废，有人恐怕就不仅仅像迂公那样叹息一番而善罢甘休。
  安全，原本是人们在生产作业中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在愿望与现实之间不能没有相应的物质措施维系，仅凭口头重视无异于叶公好龙。适当的投入不可或缺，尤其是依靠科技进步，更新改造伤病设备，添置现代化预警预报系统更至关重要。当然，安全投入也不单是财物，还应该包括思想意识到位等。同时，由于安全事故本身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投入和安全，安全与效益的彼此连动、互为因果：即投入保安全，安全出效益，效益供投入。
  总之，投入虽不等于安全，但安全却不能没有投入。确保安全投入是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安全和效益，我们应防止安全投入上的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否则事故无情，一旦发生就不仅仅像迂公那样闹个笑话而已。

（原载1997年9月10日《西南电力报》）


                        把南郭居士找回来



千百年来，滥竽充数的主人公南郭居士，被嘲笑得够可以的了。但仔细想来，他充其量不过是想混碗饭吃。倒是乐队本身在用人制度 ，管理机制上值得好好反思。南郭先生在乐队混了那么多年，难产道上至队长下至其他乐手就一点也没有察觉？
试想，乐队如果平时经常进行技艺考核，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竞争氛围，南郭居士或许早已由外行变成内行了。或者，乐队来一次全员技艺测试，然后进行“三项制度”改革，让通过各种关系混进队的人，甚至连连南郭居士也不如者通通走人。最后，我还为南郭居士的去向担心。他的青春年华已经虚度在乐队了，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且上有老下有小，一下子丢了饭碗成了无业游民，逼急了谁能担保他不破罐子破摔呢？
再说各单位都把姓“南”的推向社会，社会也难以承受。既然他多年呆在乐队，对吹竽总略知一二吧？不如把他列为待 岗人员，或送到音乐学院去进修，或在乐队拜高手为师，使其尽快成为合格队员。否则各单位既不关心又不培训在职人员，难道人才从天上掉下来不成？况且，就是乐队那些高手们，也不能一个调吹到底，同样也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
倘若南郭居士果真不是搞音乐的料，可否利用他在乐队时间长，对吹竽程序熟悉的优势，搞搞服装道具之类的后勤服务工作，或许比新招进的打工者更在行。再不就让他在宫庭下属各公司干个更夫门卫什么的总行吧？
总之，不能一味把“南郭居士”们推向社会，建议乐队派人把他找回来培训安排？当然他如果已经重新就业则另当别论了。

（原载1996年2月15日《川东电力报》）

                            闲话学校知名度

  中国早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告诫。如今随着锐不可档的新一轮改革大潮席卷神州大地，这句无名者的格言已逐渐被“知名度也是效益”的观点取而代之。在企业界，面对今天的信息时代，人们已经多次领略了酒好也怕巷子深的教训，继之而来的是不惜血本的广告大战。同样，学校教育，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公开亮出了“优教优价”的招牌。而优教与否的第一感官则涉及到学校 知名度如何。所以，一所学校知名度越高，在生源等方面的竞争中就越能处于不败之地，人们就会慕名而至。而且对内就越能使师生产生归宿感和凝聚力，从而形成办学实绩越显著，知名度就越高；而知名度越高，学校就越办越好的良性循环。反之，学校知名度越低，生源就越短缺，人心也不稳，或学生流失或教师“跳槽”，形成（学生）人未到心先冷的恶性循环。
  学校知名度，是人们对一所学校办学传统、校风和校貌以及办学实绩的综合评判结果，是与学校综合实力成正比的。如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北京景山学校、上海育才中学等，可谓是人所共知的名牌学校。但这些学校知名度既不是靠沽名钓誉捞来的，也不是花钱做广告换来的，而是以自己的办学实绩赢得的。当然，这些学校也并非一好百好，而是办出了自身特色。如有的培养出了一批学术大师、科学泰斗而扬名；有的以造就了毛泽东等伟人而令人神往；有的以别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而饮誉一方；有的以严明的治学风纪使同行众口皆碑。
  就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途径和方式南昌言，在内外两方面都应下功夫。首先，对内应借改革的春风，切实搞好教育教学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教书育人的起点和归宿。其次应优化、美化育人环境，去造就一种求实、团结、和谐、进取的治学氛围，使审美育人和科学育人对象化、具体化。
对外首先要借助新闻媒介宣传自己的办学成就和光荣传统。其次要发挥名师效应。造就、培养、关心、宣传育人有方，科研有成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成就和品格，使学校的知名度随之向外辐射。如提到钱伟长，人们便想到上海交大；说到唐傲庆，人们就会联系到吉林大学；介绍任小艾，人们便会提及北京156中。第三要组织超常学生经常主动到社会上去一试身手。
  试想，如果一个学生得了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他（她）的母校不也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吗？同时对师生的作品发表和得奖也不应看成个人私事，而应视为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重要途径。第四，应通过校企联姻解决毕业生供需脱节等矛盾，又使校方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近年来在商业广告中常见：“某某大学监制”、“某某大学教授发明”、“经某某学校鉴定”等，使学校知名度随着商品广告的传播而扩大。另一方面校办企业的产品一旦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学校本身也被人们熟悉，同时学校有了一定的收入，既可改善办学条件，又能提高教师待遇，兴办公益事业，自然会受到同行的称赞，扩大知名度。
  总之，学校知名度本身是一个时空性很强的现象，尽管在不同时期人们对追求知名度有不同的态度，但今天有谁还怪罪一所学校的创名牌的举措是名利思想在作怪，或为领导脸上贴金呢？我们期待我国的名牌学校越来越多。
（原载《教育时报》1993年5月15日、《教育导报》1993年3月12日）


                      为“只要不出事”正名


  在生产作业第一线，常听基层领导对下下属讲：“只要不出事，其它一切都好说。”乍听这话，总觉此言有一俊遮百丑的“稀泥”味，可仔细一想，此话不无道理。我们知道，搞好安全生产是生产作业的首要任务，要想做到不出事，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能凑效的，起码应做到方方面面齐抓共管，且做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重视安全，在安全生产中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并通过长期艰苦的控制、预防才有可能做到不出事。这就是说，要实现安全长周期，绝非是偶然的碰巧，也不是为抓安全而抓安全的结果，它需要一系列的认真工作，如果安全有了保障，本身就标志着各项工作也必然卓有成效，当然就“其它一切都好说了。”
  试想，如果生产作业中一旦出了事，设备损坏了，发、供电中断了，还有何经济效益可言呢？一旦用户四处诉苦、八方告状，社会效益又从何谈起呢？一旦出了事，分析事故、追究责任时相互埋怨，职工间的团结和谐能不打折扣吗？如果出现了人身伤亡，方方面面的心情舒畅得了吗？可见 一旦出了事，其它一切也就不那么好说了。
  总之，“只要不出事，一切都好说”，并非基层同志得了片面症，而是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得出的切身体会，可谓“纲举目张”，我们应给予肯定。      
（原载1994年3月25日《川东电力报》）




                          晶片人与电力法

  近闻纽约著名犯罪学家韦恩. 瓦尼斯医生，已经征集到20多万支持者的签名。欲把电脑晶片通过手术植入罪犯的大脑皮层，就能使其失去思维能力成为“晶片人”，从而可用遥控装置指挥囚犯做电脑程序预先编排好的工作，以达到减少违法犯罪的目的。
  无论瓦先生还能赢得多少人的签名支持，他能否真使“晶片人”诞生。但笔者以为此举虽不敢说在打死结，至少也无异于理乱麻。不是么？人终究是人，躯体与意识岂能彼此替代？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没有也不可能统一到用纯技术手段根除道德顽症的程度。若欲把人都变成提线木偶，岂不是在最讲人性的“天堂国度”里，恰恰在人性问题上想入非非吗？
由此想到，近年来我国的违法犯罪问题。如使人头疼的盗用电能，破坏电力设施和敲诈用户等现愈演愈烈，有的还使人触目惊心。在当今魔道“试比高”的新情况下，面对“电硕鼠”“电老虎”现象的猖獗，我们是奢靠研制智能“灭鼠器”、自动“打虎棒”凑效呢？还是坐等引进“山姆大叔”的“晶片人”技术解决问题？看来都不现实， 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电力法》从4月1日起实施了。我们的理智之举是，既要依靠科技进步，在技术环节上堵好漏洞，减少“电硕鼠”、“电老虎”们的可乘之机。但重要的还应拿起法律武器，加大执法力度才是。  
（原载1996年4月18日《西南电力报》）



                             也为“阿炳”说句话


  我国杂文界耆宿冯英子先生，年逾七旬而宝刀不老，近日又在《中国青年报》上“为阿炳说句话”。文章针对《二泉映月》的作者瞎子阿炳，死了40多年后，在要不要修复他的故居问题上又争论不休了。“有人从阿炳艺术成就的角度主张修，有人从他的私生活方面认为不该修。冯老从人无完人，纪念的是阿炳的艺术成就而不是他的私生活等角度作了精辟论述后，明确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前途，瞎子阿炳的故居应当修复。”读后更觉冯公“文章老更成”。
  冯先生的观点本身是就若干年前，围绕“修复”之争而展开的，其主张无可非议。但后生倒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类似阿炳这样的文化泰斗、艺术大师还不胜枚举，对他们的人品和学术造诣的纪念、收集、发掘和整理义不容辞，但是否都要采用修复故居，建设纪念馆这类方式就值得商榷了。与此同时，除了对去逝的“阿炳’们进行纪念外，而对健在的“阿炳”们的对待问题，又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说起来人们可能难以相信，象郭沫若、候宝林这类文化巨匠、艺术宗师生前留下的音像资料意料地少。这不说是历史的失误，起码也应算国人的粗心。问题还远非如此，有的“阿炳”生前无人问津，百年后才大加纪念。如川籍画家陈子庄，生前书画皆受冷落，去逝后作品却身价倍增，其境遇有人与凡高并论；还有许多活着的“阿炳”，要录盘磁带、出本著作，搞个个人展出、演出难上难。如果待他们去逝后，又是修复故居，又是建纪念馆，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其意义能不打折扣吗？对他们在生不关怀、不采访、不讨教、不研究，死后才去围绕内幕、真相、轶闻猜哑谜、破悬案、想当然，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杀得难分难解，甚至以讹传讹。试想生前多虚心请教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当今，不少德才兼备的“阿炳”们，临终前生怕给党和人民添麻烦，一再要求后事从俭。然而列后这里建个纪念馆、那方修个故居，不仅有违他们的遗愿，而且占用大量良田沃土，耗费人、财、物，结果参观者寥若晨星，维系艰难，开关不是，真可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如果“阿炳”们在天有灵，当作何感想呢？当然，特别重要且确有旅游观光价值、经济效益较好的人文景观除外。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对历史精英们的纪念方式是否也应该改革一下呢？
  一是可以象深圳锦秀中华那样，把中华名圣景观集中微缩在一起，在保持原样的前提下，把“阿炳”们的故居等集中微缩在一起，建个“中华文艺大师故居集锦” 如何？或可统一建个纪念馆，统一分人分类集中保管他们的作品、文物，效果也许更好。
  二是可借鉴近年来在美国科学史家中兴起的“口头史研究工程”，通过专门系统地访问著名文艺大师（包括身世、求学经历、学术思想、遗憾失误等）并将其固化下来，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准备一份独特的自传式档案。我国文艺界也可以成立专门的文化经济实体，如文化名人纪念资料服务中心等，充分利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起到保护和查询的双重作用。
  总之，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是应该的，但方式方法不能一成不变。


                       学习—电力职工的第一需要


  近日欣闻，随着市场各电力企业减员增效的紧锣密鼓，职工的教育培训已全面启动。许多职工已经走进了相应层次的各类学习培训的课堂，与业余自学者一起构成了一道川电文明风景线。其实这不仅是具有前瞻意识的川电企业行为，更是职工个人的第一需要的体现。
  首先，学习是职工立身的需要。技术密集的电力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必将逐步实行厂网分离、竞价上网。这种电力厂、局间的企业竞争，最终将具体化为每个岗位和每个职工的竞争。为此，每一个川电职工（包括学历、职称达标的职工），必然有参与竞争的需要，而这种岗位竞争的需要最终又是学习的竞争，所以职工只有通过学习进行知识、技能的“吐故纳新”，才能满足在相应岗位立身的需要。
  其二，学习是提高素质的需要。知识经济不仅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更是一种以能力为本素质经济。所以未来电力行业更加强调能力素质与道德素质的统一和提高。这就决定了电力职工的学习 仅是为了挣文凭、创资格，更在于提高自身的素质，适应时代需求的自我需要。
  第三，学习是职工追求可发展性的需要。追求可发展性是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社会的发展，即电力职工个人需要发展，个人知识需要发展，观念需要发展，技能需要发展，才干需要发展。而这些无一不需要经过不断学习、不断积累才能实现。可以说，人与人的差异是永远存在的客观事实，但每个人需要在自己的起点上不断学习、不断发展却是相同的、也是永恒的。
  总之，一个与未来知识经济相匹配的知识先导型企业，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型企业，与此相应，每一个员工也应是学习型职工。也只有把学习视为第一需要的，才能适应学习型企业的客观需求。

（原载《四川电力教育》1999年2期



 
                          监督与“慎独”



  近来常闻， 原枣庄市公安局局长徐忠等腐败蛀虫被挖出，于是人们感慨，要加强廉政监督；重庆綦江“彩虹桥”等豆腐渣工程被曝光，于是人们疾呼，要加强工程质量监督。此外还要求加强金融监督、安全作业监督等不一而足。
  由此看出，吃一堑长一智后， 人们对监督的期望值看涨。是啊，监督可以防患于未然，谁也无法想象没有监督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据“焦点访谈”披露，南京某无线电厂厂长包某，几年间把一个仅有两百来人的小厂，发展壮大成为国家二级企业、国家大二型企业。但同样也是这位厂长，由于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忘乎所以、私欲膨胀，几年间又把这个红红火火的工厂折腾到倒闭破产，导致1000多职工下岗失业。
　 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方方面面都不约而同地谈及两个字＿＿监督。其实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早在四、五年前，该厂以女职教干部周坚为首的大批职工，就站出来与腐败厂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几年来他们不仅通过职代会多次直接指出其不法行为，否定过有关荒唐决议，而且他们还反复四处奔走举报、上访，但根本无人理睬。尤其是该厂的主管上级部门，面对那么多群众的那么多意见，反而在股份制改革中，让包某成了集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于一身的，一言九鼎的“包大人”。由此不难看出，在他们那里不是没有监督，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以周坚为代表的职工群众的监督。而有关部门却眼睁睁地看着企业跨了，昔日的优秀企业家也完全演变成重罪魔鬼后，才去评头品足放马后炮。可见，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监督，更重要的是监督以后怎么办？
　 笔者在对该厂的主管上级不满的同时，对被判无期徒刑的腐败厂长的一句话印象也颇深：在公开场合一般不会去搞权钱交易，但在单独与人接触时就难以自己了，总认为不会有人知道。这使笔者想起了《礼记．中庸》中的一段话：“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总是非常谨慎的，在别人听不到的情况下，总是十分警惕的。最隐蔽的东西最能看出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东西最能显示人的灵魂。所以，君子当一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
  包某后来演变成了贪婪的小人，自然不能奢望他还有“慎独”的君子意识，但古人的“慎独”观，却具有鲜明的现代道德意义。对一个人来说，监督只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约束；而“慎独”则是人自身的主观修养方法和道德境界。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加强监督并追究用人失查责任无疑是重要的。但俗话说“小人难防”。所以我们更应提倡干部注重修身明德、勤于内省，把“慎独”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在“隐”和“微”的地方下功夫。不但要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时自觉地去履行共产主义道德义务，而且还要在别人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不做违反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的事。
总之，每一个人，特别是执掌权力的公务员、法人代表等，不仅要自觉主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而且要力求使监督与“慎独”互补，永远做“慎独”的“君子”，才能不辜负人民事业的重托。

  （原载《四川统一战线》199988期）



                              透过悲剧看安全


  偶遇南方某锅炉密封企业的业务员，谈及他九四年初走南闯北到过全国的许多发电厂，几乎都用墙报、广播等通报了蜀中某电厂“94.1.1”特大设备事故，以警示职工。可就在事故发生后的一个月还有报刊在刊发该厂安全生产成绩卓著的文稿。可见，不同的兴趣取向道出了各取所需的关心焦点。
  新闻传媒正面报道，唤起人们的自豪感和成就欲本无可非议，但个别“汲水性”特强的传媒，也难免将兴奋剂给好大喜功者服食过量。倒是上述那些基层发电企业，用他人的前车之鉴，进行必要的“悲剧”教育，不失为是对安全意识的补充和延伸。
  首先，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提倡安全生产中的悲剧教育，并不是为了艺术欣赏和审美愉悦，而是将“克拉玛依火灾”、“94 .1.1”事故等悲剧情景再现于人们的意识“舞台”，敦促人们理智地对待安全事故中那些沉重而悲壮的现实，从而激发起人们深深的责任感。
  其二，悲剧教育能唤起当事人和所在单位的耻辱感。据说，“94.1.1”事故后，某厂将这一天定为厂耻日，某局把这一天定为局耻日。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戏间过场，因为此举不仅仅在于是否真的唤起了多少人的耻辱感，而在于借用悲剧主题的严肃性，来震憾人们的心灵，使其猛醒，促其自责，而不是坐等处分来求得心理平衡甚至怨天尤人。
  第三，悲剧教育能强化人们的析因感。由于悲剧教育需要再现有价值的东西毁于一旦的终始过程，使人不得不从“剧情”推进中去总结思想上、管理上、技术设备上对应的背景根源，使其悔个清清楚楚、痛个明明白白，以求真正做到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总之，悲剧本身是低沉的，但悲剧教育却是高昂亢奋的，多强化一次安全生产中的悲剧意识，就多一分安全带来的轻喜和愉悦。

（原载1995年1月15日《南充电力报》）



                         从编校第一说起



据悉，河南省专业报刊首届编校质量评比，《教育时报》荣获第一。我们不仅为我们的老朋友____《教育时报》道贺，同时也为河南省有关组织者鼓掌。说实话，印刷编校质量问题，无形中成了我们教研室本学期开学以来的热门话题。且不说硬压下来的泛滥成灾的复习、参考资料的差错之多令人瞠目，就连正规教材也在劫难逃。如笔者目前讲授的《高级中学物理》第二册（必修本），已初步发现堂而皇之的差错3处，其它年段学科也大同小异。
也许在出版商看来，26万字错三处，还合格着哩！殊不知，如果说食品、药品是人命关天的特殊商品，那么教科书不也是人“智”悠关的特殊商品吗？在读者看来，常以报上说为依据，或以书为证作佐证，在学生心目中，教科书是何等的金口玉言。
  我不是书商，自然不懂得允许差错率是多大，但作为教材这类金科玉律的特殊商品，就应该像当年的《毛泽东选集》那样，在编校上做到了百分百的准确无误。当今，人们常用百分比来表述问题，差错率二十六万分之三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教材、报刊不比手表之类的日用品，如果说手表的次品率为0.1%，那么1000个购买者中才有一人运气不佳，而课本的差错则会使每个学生都倒霉。一些低龄儿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特别明显，一旦被劣质教科书坑害后很难“返璞归真”，有的会贻误终身，有些重要观念被扭曲，还会致人误入歧途。
  当前印刷设施先进了，质量却不同程度地下降了，这种与市场竞争相悖的反差，不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吗？河南省有关部门抓编校评比，对编辑印刷同行无疑是个鞭策。把好教材质量关，是百年树人的大计，它本身也是两个效益并举，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重要内容。所以相信有关书商、报人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的。

（原载1994年11月5日《教育时报》）





                               “川剧”字幕该咋打
　　　　　

　　　　　
　　近年来，巴蜀两地影视工作者,接连推出了好几道川腔渝调的川味艺术大菜。如《凌汤元》、《死水微澜》、《 傻儿师长》、《唐肥肠传奇》、《跑滩》、《山城棒棒军》等。 这些出自巴山蜀水的精神文化麻辣烫, 不仅深受巴蜀父老乡亲的喜爱,几乎人人百看不厌，一听声音便来劲。而且凌汤元、梅老坎等银屏形象也给外省市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一个土生土 长的巴蜀观众, 每每品赏这些由四川、重庆“言子儿”做成的艺术佳肴时, 有时也能嚼出一丝不对味口，甚至倒胃口的盲点，即美中不足的是银屏上的字幕有随便打整之嫌，经常让人看得“冒火”。 尤其是《山城棒棒军》较为突出,字幕的粗糙不仅对巴蜀观众是一种视觉干扰，同时对外省市观众也是一种误导。
  一是字音顺序不符。如“又便宜、又好抽”____“又好抽、又便宜”、“那边走”____“走那边”;二是有漏打错打字幕现象；三是低估外省市观众对 川腔渝调的理解能力, 画蛇添足或词不达意。这种现象尤其 突出,如“娃娃”——“年轻人”、“臭骂一顿”____“批评一通”、“要得”____“好嘛”、“一个大男人”____“一个男子汉”、“冒诈”____“欺骗”、“乡坝头”____“乡村头”、“ 最多不过”____“顶多不过”、“你凶”____“你厉害”、“踏屑”____“作践”、“娃娃”____“年轻”、“乱撞”___“瞎撞”、“俗了”____“俗气”、“醒事”____“懂事”、“ 整冤枉”____“背黑锅”、“想精想怪”____“糊思乱想”等不一而足。
  其实,笔者曾亲自听到许多外省市观众说,他们不看字幕也能看懂、听懂电影《抓壮丁》的全部情节;许多塑造巴蜀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邓小平、朱德、刘伯承、陈 毅等)的影视作品就没有打字幕，照样深受外省市观众的欢迎;再加上影视作品有特定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心理状态和动作表情等, 应该尽量保持字幕原汁原味,充分体现川、渝两地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
  总之,今后在“川剧”(四川方言)创作影视作品时,应该把字幕制作纳入影视创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加以重视, 首先在剧本创作开始时就应该兼顾字幕创作, 而不是在后期制作时随便找个人应付一下。为此要认真调查研究不同语系观众对巴蜀语言的认同能力;并适当与普通话、书面语言对接,对个别怪僻字音的应用要适当节制, 演员对白也不要过分哼哼叽叽、流汤滴水的, 有些独特的字词可在其后加括号说明,如背时(倒霉) 、将就到(凑合着)、你行事(你能干)、爬(滚)等。如此才能做到精品更精，让川、渝方言剧更能展示巴蜀儿女的风采。

（原载1998年5月23日《通川日报》）



     

                     从“大吃一惊”到“习以为常”


  据报载，厄瓜多尔总统府的电话线被本国一家电信公司切断，原因是总统府没有按时交电话费。这在该国原本习以为常的事，却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令不少人大吃一惊。不仅许多报刊以奇闻加以刊载，而且也使不少国人为这家公司的命运捏了一把汗。
  其实，厄电信公司的行为之所以让国人“大吃一惊”，就在于国人吃“有眼不识泰山”的亏太多了。而在法制健全国家，总统府也不例外，不拿钱自然就该掐你的钱、断你的电，这对他们来说早也不算新闻了。而对于我们来说，遇到赖着电费不交者，不说遇到的是总统府，就是乡政府也无可奈何，更谈不上拉闸限电了。否则，不是招来谩骂围攻，就是找你算“安定帐”。为了“社会稳定”，为了化解矛盾，“电是商品”的观点就只好委屈一下了，不情愿也得乖乖送电。
  在此引用厄总统府一例，并非喜欢看到对谁拉几次闸、限几回电才舒服，而是希望在宣传实施《电力法》的过程中，让人们真正意识到“用电是你的权利，交费是你的义务。”如果的确有谁赖着电费不交，电力部门依法拉闸限电，或送他上法庭，国人不必“大吃一惊”或再当天方夜谈。
（原载1996年5月12日《西南电力报



                             染翰勿忘罪已


  近悉，某地一建筑物因质量原因坍塌并致多人伤亡，有关责任者面对电视采访镜头，几乎个个都理由十足，好似与己无关，有的反以交学费自慰、以指挥抢险为荣，给自己歌功颂德评功摆好。在伤亡者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上级要对有关领导责任者作出相应的处理，却仍有人四处诉苦报屈，毫无自责之念。这使我想起一则古代故事：后晋时，黄河在滑州决口，朝庭发动民夫抢险后，皇帝想立碑记载此事，大臣杨昭俭劝阻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意即刻石记功，不如下哀痛的诏书；作文歌颂美德，不如颁发责备自己的文告。
  当今，弘扬楷模伦理原本是时代的主旋律，但也有人一味迷醉于染翰颂美，并非全是出于提倡真善美，有的是因为自己心中有冷病，岂敢随便对他人多嘴多舌？一些人乐于栽花不栽刺，你好我好相安无事，高帽子满天飞，人人都能“平凡之中见伟大”。结果是按时上班算先进、不偷不抢也英豪，甚至遇事只奖不罚，成天在歌功颂德的氛围中打发日子。即使给人民的事业造成灾难性损失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开脱自己，甚至把表彰先进变味为弱化自己责任或间接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手段。
  古人云：“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更何况那些没拧干水分且变了味的褒奖呢？俗语说圣人也有三分过，但常思己过，则免于招祸。古有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数月拒食肉蛋，除了率先垂范，还有几分罪己之意；近年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走访特困家庭时当众落泪，其中既有同情的酸楚，又不乏自责的良知。
  现在提倡自罪（责）意识，是因为自责自律是党纪国法无法替代的道德境界，讲职业良心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起点。所以，在我们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不仅要大力“染翰颂美”，而且也要纠错辩伪，批评不正之风。尤其是把握一方百姓命运的公仆们，更应注重修身明德，勤于内省，像先哲曾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常有罪己之心，常见罪已之行才是。

      （原载1998年6月17日《青年知识报》、1998年5月26日《厂长经理日报》）



                           
                               缘份与安全


  古代有个叫席盼盼的女子，不慎丢了祖传金簪子。一天有个南方客商送来金簪子，说是他的白猴偶然发现的。经过接触，席家欲招客商做女婿。不料新婚前一天，白猴偶然撞翻了用于婚礼仪式的烛台。客商视其不吉利，一怒之下杀了白猴。席女子却对客商说：“白猴原本是媒人，你却把它杀了。有猿千里来相会，无猿对面不相识，我不能嫁你！”如此有猿即合，无猿即散，这就是“缘份”一词的来历。
  故事中同时出现了几个偶然情节，在笔者看来，其中白猴撞翻烛台属不期而至的安全事故，由此也折射出一个偶然与安全的关系话题。
  故事中的主人如果事前想到白猴在高兴之余有可能撞翻烛台，有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措施，又哪有后来的乐极生悲呢？而且，事故发生后，客商不是从自身安全意识方面找原因，而是牵怒于白猴，结果是错上加错，坏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生活中不期而至的偶然现象不胜枚举，但偶然发生在生产作业中的安全事故，却是人自己上演的不可逆转的悲剧，其破坏性带给我们的必然是灾难。为此我们必须从偶然之中去找必然。即树立松懈必然导致事故，严管必然增加安全的思想。
  在现实生产作业中，何时何地出现何种事故，的确显得有些偶然，但事后分析起来，哪一次又不是思想麻痹或心存侥幸的必然结果呢？对此我们要在减少“偶然”的可能性上下功夫，把可能出现的“偶然”当作一定会出现的必然来对待。
  总之，任何偶然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都是我们极不情愿看到的，但又无一没有相应的人为必然背景，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惟有警钟长鸣，才能平安无事。
 
  （原载2000年2月24日《西南电力报》、2000年7月19日《四川工人日报》、2000年9月1日《中小企业报》）





                         少点该......的要......的好


  近年来，电视、广播和报刊等媒体中，经常耳闻目睹到“该......的要....... ”的句式。如对农民负担该减轻的要减轻，对企业该放权的要放权，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该打掉的要打掉，对违纪干部该处理的要处理，该撤职的要撤职，对制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商该取缔的要取缔等不胜枚举。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说，“该.....的要...... ”不仅显得多此一举，而且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既然该，照章办事好了为何还要一再强调呢？原来现实生活中该而未、该而不者时有发生，大有人在。如上班得报酬不能说不该吧？可偏偏在朱老总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镇的教师竞然七个月不见分文；在鞍山市，有21名本该继续劳教的人犯，却被执法人员中的败类在收受好处后，将其私自全部和放掉。由此可见“该......的要......”实际上大多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该办不办的马后炮。这样的句式越多，则说明该而未、该而不的现象越多、程度愈盛。
  如果仔细分析，人们也许会发现，无论哪种形式的未 ......或不.......，大多有点背景意思，对“不够意思”者拖，或对太够意思者不该办的也卖力地办，或看上司的脸色没有急办的意思，则想办也不敢办。再一种情况就是部门太多，将该解决的问题推来踢去。到头来不得不一再重申“该......的要......”，这类话说得越多，则说明主动、即时办事的越少，所以希望今后还是少一些“该......的要........”的好。
  话又说回来，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应该从制度机制上对“该......”而“不......”的有关责任人也来点“该......的要.......”才行。

  （原载1993年7月31日《重庆日报》）          








                      少些“全社会都来关心”


  提倡“全社会都来关心.......”，对于呼唤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解决社会难题有时是必要的。如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全社会都来关心社会治安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等。
  也许是国人有爱闹运动的脾气，近年来来“全社会都来关心”的口号开始多起来了、滥起来了。其中也不乏拉大旗作虎皮者，如解决给农民打白条，拖欠教师工资等，原本就是某地区、某行业或某部门的份内事，甚至根本就是挪作化用，本应该向有关部门讨个说法。却也有“热心肠”给冠以“社会问题”的标签，大呼小叫要全社会都来关心。如东北某地饮养了一群老虎，因资金短缺而骑虎难下，这种情况完全可通过深化改革，理顺产权关系来解决，但也有好热闹者，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云云。
  如此种种，由于问题被人为升级，其负作用至少有三：首先是正好为那些无所作为的职能部门和责任者找到了托辞，减轻了心理压力，既然是社会问题，我有什么办法呢？第二是淡化了真正的社会问题，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一下子这也成了全社会关心的问题，那也成了全社会关心的问题，常喊“狼来了”，结果使真正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的问题“贬值”，因为人们会屡见不鲜而漠然。第三，给有关部门搞乱集资、乱摊派，增加企业和人民群众负担提供了依据，使其名正言顺地打着人人都应关心的旗号搞“三乱”。
  总之，凡事都应有个实事求是的度，在提倡敬业精神的同时，应该各自打扫好门前雪，把自己的份内事做好，少炒出一些“社会问题”，使人们尽可能轻轻松松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去。




                             谈 个 别


           
  “个别同志纪律松懈”，“个别同志党性观念不强”，“个别同志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个别......”。此类现象并非个别地方的个别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的个别现象。
  这种不指名道姓的“个别”效应，其原因无非有三。一是怕得罪上级，以免换来微缩玻璃鞋；二是怕得罪同级，与人结 “怨”，甚至引发反作用力弹出小尾巴 ；三是怕伤害下级，影响自己的人缘 。于是遇着矛盾绕道走，所谓批评也是轻描淡写，模棱两可，结果使真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者，成了名符其实的“个别”。如此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久而久之，一旦酿成大错，既害己又误事，还给党的形象抹黑。
  所幸的是，党中央把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加以落实，各地纷纷传来领导机关在“三讲”中自我剖析不走过场，及时整改、转变作风已初见成效。
  常言说党风带民风，今后，不仅领导干部当如此，我们一般群众也应象陈毅元帅生前曾说过的那样：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也只有如此，才能警示同志，促进团结，优化世风，使不讲原则真正成为少之又少的个别现象。

（原载2000年10月《西南电力报》）



                            染指抓果与廉政
   


  据悉，原陕西省民政厅三位正、副厅长和八位处长，因多次收受下属一县民政局长的贿赂被法办。其中一位师政委出生的原副厅长，在狱中大骂是那位县局局长花言巧语、行贿手段高明害了自己。这使笔者想起了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话》中讲的一则故事。有位猎人了解到猩猩特别嗜酒，就有意把美酒佳酿放在猩猩经常出没的地方，猩猩们明知是诱饵，还相互告诫别上当。但酒香的诱惑使得他们去而复返，终于由“染指知味”发展到醉而倒地，最后被猎人所擒。无独有偶，据说今天印度还有猎人常在固定牢靠的盒子里放些美味硕果，盒上开个小洞，刚好能伸进猴子的一只爪子，而猴子一旦握着硕果，成拳的爪子怎么也抽不回来。本来猴子只要放下果子，仍可自由穿梭于山间水畔。但利欲使它们只顾紧紧抓果不放，最终成了猎物。
  常言道，会怪怪自己，不会怪怪别人。论智商，上述那些厅长、处长们绝不在寻常百姓之下。不用别人教他们什么叫受贿，更不需要别人去向他们进行受贿正确与否的道德启蒙。但在咱老百姓看来，他们起码有些也不会“算帐”。且不说一旦东窗事发，不仅要断送政治生命，而且财物被罚没，还要受牢狱之苦。退一步计，一个堂堂处级以上干部，与几年刑期相等的任职时间，各种正常收入加补贴也不在那点外财之下。他们之所以像上述猩猩、猴子那样去染指、抓果。不外乎一是自以为高明巧妙，天知地知不会出问题；二是认为行情风气如此，法不治众，或上头还有某大人物都这样，我怕什么；三是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临退休前最后捞一把，即使不能自控也自然会收场，不必担心久走夜路撞见鬼。所以明知是“盒中果”、“鸿门宴”，也一狠心一咬牙，像印度猴子一样也居然选择抓果不放，或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拿原则作交易，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陈毅元帅生前告诫人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因为没有哪个“猎人”是真心为了猎物的利益而去奉献“杯子”、“果子”的。他们虎视眈眈，陷阱深掘，加之法律无情，岂有伸手不被捉的道理？
  谈到廉政建设，人们总是说要加强教育,教育什么，不是廉政概念本身的诠释教育，而主要是唤起有机会靠近“杯子”、“果子”的公仆们的良知，并做到警钟长鸣。二是要教会公仆们不回避算得失帐，而且更要善于算人民利益的大帐。三是加强法制规范，在体制上减少有些公仆靠近“杯子”、“果子”的机会。并正告那些一时还未被捉，或正在左顾右盼准备伸手染指、抓果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真的！

    （原载1998年7月29日《新闻汇报》、1998年9月14日《通川日报》、1999年1月25日《全国电力普教信息》1999年1月25日）



                          “聚焦”成本

  在当前机组发电能力逐渐大于现实电力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我们的一批发电企业被推向了电力市场。经过几个月的运作实践，人们逐渐感受到：参与电力市场竞价上网的焦点，说到底就是个成本问题。因为成本不仅是电力这种特殊商品参与市场竞争的第一“品牌”，竞价上网实际上就是成本优势的较量，而且也是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管理成效的集约反映，这也反过来促使我们不能不对成本进一步聚焦。
  首先，安全是降低成本的基础，电力本属装备型产业，不言而喻，一旦出现设备（尤其是大型设备）毁损，不仅设备本身的价值和修复的人力、物力会告造成固定成本增加，而且设备的停运会减少发供电量，提高公用系统的运行的变动成本，正所谓安全就是效益。由此我们有理由说：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最基础的成本问题。同时，企业为提高安全可靠性的投入，既要考虑安全又要考虑成本，那种不计成本花钱买安全的粗放型做法就应改弦更张了。
  第二，经济运行质量是降低成本的重点。发电企业，尤其是燃煤发电企业，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原材料的购进、消耗情况等是影响发供电成本的主要因素。对原材料购进比质比价，严把质量关；加强生产调度管理，尽量选择最佳运行方式，提高能源转化率，便成为降低发、供电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目标。如何将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具体化为开源节流，挖潜降耗的实际成效，也是电力模拟市场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第三，勤廉治企是降低成本的保证。现在看来，企业的的勤政廉政状况不佳不单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的经济问题。如果企业办事拖拉推诿，必然会降低效率增大成本；如果企业讲排场、比阔气、虚礼盛行，既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注意力，而且还会增大企业招待、交通、通讯、办公等非生产性成本费用支出。
  总之，机器一转，财源不断的粗放型电力生产经营模式将成为历史，电力人今天在内部模拟市场中学会对成本进行重新聚焦，明天才能在未来知识经济和开放的电力市场中不断找到自我发展的新亮点。


（原载1999年5月23日《西南电力报》）




                      “木桶效应”与安全生产



  近年来，在理论界流行着一种深入浅出耐人寻味的“木桶理论”。它以木桶盛水为例，说明木桶盛水的多少，不是取决最长的木板，而是决定于最短的的那块木板。要使木桶里的水盛得多，就要设法取下最短的木板，换上较长的木板。可见“木桶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要注意提高群体因素中最薄弱的环节，借以发挥整体优势。
  这个道理应用于安全生产，是很有 实际意义的。在安全生产的某个环节上，一旦出现了“短木板”，势必要影响到安全生产的整体水平。前几年川东某大型火电厂，曾因老鼠窜入生产现场而造成发电机输出端短路，十万千瓦机组中断发电三个多月，造成了重要 经济损失。从表面上看，这是祸不在人，但是否也可以说在安全生产这个“木桶”上，灭鼠“这块板”是否短了呢？
  可见，安全生产事故总是从薄弱处打开缺口的。在抓安全生产这一点上，强调查漏补缺，消除事故隐患，扩大消缺战果，目的就在于找出影响安全生产水准的“短木板”，哪怕仅仅是一颗螺丝钉的松动，一片绝缘皮的破损，一点小小的跑、冒、滴、漏现象等。因为事故往往青睐的是“短木板”，而不管你的“长木板”有多长。一旦出了事，“长木板”也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说，在安全生产问题上，应忧患其短而不是陶醉其长。更不能因为有了某些“长木板”的存在而给自己吃定心丸，高枕无忧。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长木板”的优势，而是要短向长看齐。简而言之，短者努力与长齐头，长者携短并进，这样安全生产才会不断迈上新台阶。

（原载1994年11月23日《劳动导报》）

   


                              闲话“顶端优势”
　    


　 出身于产棉大县，从小目睹过不少棉农呵护棉苗的情景。他们视棉苗为命根子，但到时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棉苗的“头”去掉，名曰“打顶”。后来上初中学了生物方知：植物一般都具有顶芽发育优先，同时抑制侧芽生长的顶端优势现象。为了能多开花结果，棉农们不得不对顶端优势加以限制；同样是对待顶端优势这一自然现象，人们在种植用材林时，为确保主干长得又高又直，则要剪去侧枝任由顶芽生长，才能使其成为栋梁之材。可见，人们是根据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和人类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取舍的。
　 其实，不仅自然现象如此，人类社会生活又何尝不与此相似呢？一个人（尤其是成长中的青年人），如果滋生了在仕途上出人头地的“顶端优势”心理并为之盲目陶醉，必会急功近利或投机取巧，从而导致综合素质等“侧芽”的发育不良，结果根深叶茂只能成为梦想，又怎能经受得了长久的风吹雨打呢？在当今官本位逐渐向能力本位过渡的新形势下，政府公务员都要减半，一旦出现权术的用进与技术的废退，无疑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空中楼阁。
  与此相似，作为一个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老企业），如果社会保障、企业办社会等冗杂“侧枝”消耗太多，“顶芽（主业）”则要受到抑制，如果不通过下岗分流等改革措施使其轻装前进，实难去抢占现代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所以企业要努力通过质量、价格和服务等因素，去培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新的“顶端优势”，才能使其整体花红叶茂、硕果累累。
  同样，名牌国有企业集团构成了民族经济的“顶芽”，但如果因重复建设等生出的“侧芽”太多，拚命与“顶芽”抢市场、争原料，甚至假冒名牌，就会使已有的名牌企业在民族经济中的的顶端优势受到抑制摧残。所以国家果断采取扶优排劣、兼并破产和强强联合等措施，既是为了培植民族经济的“顶端优势”，也是为了促使其它经济“侧枝”去尽快寻找新的最佳生长点，并能得到充足的阳光雨露。
  总之，“顶端优势”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随着改革的深入，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越来越多地面临轻重缓急的取舍定夺。我们要学会取舍、善于取舍，保护有益的“顶端优势”，抑制或消除畸型发展的“顶端优势”。每当我们面临取舍的两难困惑时，追求什么要执着，放弃什么也不要拖泥带水，“该出手时就出手”。

（原载1998年11月15日《西南电力报》、1998年8期《工厂管理》）


                     对另一种习惯性违章说 “不”

           

  蜀中某地发生特大沉船事故后，相关部门法办了船老大等肇事者，也处分了一批领导者和安全监管人员。其中有位被处分者极不服气地说：”船老大要钱不要命，却把我给害惨了”。听罢此言笔者想起了陕人食笋的故事。
  从前有个陕南人出外去到江苏吴县。吴县人炒竹笋请他吃，味道非常鲜美可口。他便问这是什么东西，吴县人回答说：”这是竹！”
  这个陕南人回家后，把竹席折碎煮了，久煮不熟，气冲冲地对妻子说：“江苏人鬼办法真不少，这回把我骗惨了！”。
  “骗惨了”和“害惨了”，不仅语句相似，而且思维方式也如出一辙。陕南人自己没有深究食笋由来，反怪吴县人不地道；同样，那位被“害惨了”的老几，自己安全管理不到位，反以“受害者”自居。
  现实中，人们往往把安全视线聚焦在具体作业者身上。其实，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仅仅是安全教育不够和管理不力的必然表象。教育不够，生产作业者的安全意识何来？管理不严，对生产作业者的安全约束力何来？并且，如果安全管理者本身不敢管、不愿管，或对不安全苗头缺乏敏感，或徇私枉法，必然对不安全的行为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或大开绿灯，就会助长人们的侥幸心理，天长日久便习以为常，习以为常的结果必然降低人们的安全标准，模糊人们的安全界限，甚至错把违章当安全，埋下更多更大的安全隐患。
  同时，一个生产作业者安全意识淡漠，涉及的只是一个岗位或一个生产作业点的安危；如果一个安全管理者或一批管理者不能很好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那么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地区的安全保险系数就要大打折扣，而且潜伏的安全隐患更是灾难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安全管理者虽不是直接肇事者，也可视为安全事故的间接帮凶。
  华蓥山发电厂厂长陈守华同志常说，各级领导和安全管理人员，对违犯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该管不管、该罚不罚，本身就是一种习惯性违章。所以他要求平时必须把安全管理情况，放在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地位进行严格检查、考核和整改，才能杜绝就事论事，做到标本兼治。
  江泽明同志说：”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其实首先是安全管理责任重于泰山。所以那位”受害者”应该想得通，如果你平常在安全管理上随随便便，船老大不“害”你，车老二也会“害”你，结果是自己害自己不算，还害苦了社会、害惨了无数个家庭。

                               书房随想
 

  由于少点“胡子”，前些年推磨转圈似的在各种简易住房中搬来挪去，唯有厂里实施“暖心育人”工程，才得以真正乔迁新居，而且有了一间被人们冠之以“书房”的小屋。虽然不一定用来作专用书房，更不好意思取个“斋”、那“室”之类的雅号，但比起当初伏在床沿上写写画画来毕竟是好梦成真了。
  望着为布置新居而忙活的人们，我也曾暗自琢磨：书房咋个整呢？说实话，在本人的各居室中，暂时还得算书房的地位最低，不仅投入少，而且还辟出一隅暂堆杂物。也难怪，即使有意精心布置，但这边远小镇上也实难买到上档次的书房用品。
  其实，自古以来书房的意义就有些非同寻常。如果说古人重视书房是为了先“学”而后“仕”，那么韩愈、欧阳修、苏东坡、郑板桥等一脚踏着衙门一脚踩着书房，又未尝不是在一边读书一边履行那时的社会责任呢？如今，寻常人家虽不象刘禹锡的“陋室”因有“金经”可读而常传出一群“鸿儒”的笑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鲁迅那样能从绿林书屋发出阵阵《呐喊》。但能像诸葛亮那样把“茅庐”兼作书房，沉静于耕读之余的“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恬然之中才好。
  如今，当人们在大谈知识经济的同时，却用家庭影院给久违的书刊筑起声音和视觉屏障，成天等着用键盘提前去迎接未来。所以我想，有无书房、书房的布置是否上档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知识经济需要学习型职工，我们不能被灯红洒绿、摆金弄银模糊了视线，淹没了读书声，怕的是有了书房却没了书呆子。





                          反腐败还是治冲头


  随着反腐倡廉的紧锣密鼓，上海各宾馆饭店一向不悉的额比往年同期下降三至五成。许多厂长经理都对宾馆、饭店派来促销的“公关小姐”说：时下风声紧，免得做“冲头”，（9月17日《青年报》）。言下之意，全国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活动仅仅是在治“冲头”。
  长期以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几乎成了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座右铭，谁愿意去做挨枪的“出头鸟”呢？“俊杰”论者认为，严打也罢，反腐也罢，不过是一阵风而已。众多有染者或回港抛锚，或外出避风。就连许多布衣素民变对身边的蛀虫诲莫如深，彼此提醒少说为佳，生怕一阵“风”后，“还乡团”们“秋后算帐”。
  回顾过去，几乎每过几年就会出现一次“非抓不可”的时候，然后才严打一次，综合治理一回。这样在国人的心目中，就造成了反腐工作时松时紧，时冷时热的印象，故而才有了“波峰”与“波谷”之分、“俊杰”与“冲头”之别，也才有了正义与邪恶的拉锯战。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的纪检、监督和政法部门并非临时机构，我们的法律条文也从无暂停之说，居然老患冷热病。
  抓工作有主次之分、缓急之别本无可厚非，但也未必非要等到“非抓不可”时才大动干戈，等到“苍蝇”变成了“老虎”才集中打击。“苍蝇”之所以能变成“老虎”，一是他们自己善识风向，能见“风”使舵，另一方面恐怕与有关部门“一阵风”似的打击，如果我们执法严明，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一查到底，恐怕连“苍蝇”也被消灭在“蝇卵”时期了。因此，我们在总结反腐倡廉阶段性成果时，还应该看看有没有没做“冲头”的“俊杰”漏网。否则，“非抓不可”的尴尬局面将会没完没了。
  如果说反腐倡廉的途径和举措是多方面的，那么加强法制建设则尤其重要 ，这是廉政建设本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决定了的。凭心而论，我们的法律条文并不算少，但发挥的作用却不尽人意。这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并不封闭，往往过多地注重主体法、诉讼法的制定，从而导致了反监督法的虚无。三法不能同等支撑，法制基石岂有不摇晃之理？多年来，我们正是由于缺乏对执法者的法律监督，能将不即时依法行事或执法犯法者，纳入法制轨道之外的党纪政令中去中以解决。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给了违法者有可乘之机，导致整个社会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有禁不止。
  痛定思痛，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执法部门是非常英明的。倘若能因势利导，积累经验，在反监督法的完善方面向前跨一大步，“一阵风”不仅难成气候，而且借反腐倡廉的正义东风，一定会将“俊杰”论者苦心经营的盘根错节的“连营”付之一炬。
（原载1993年10月15日《川东电力报》）



                           且说明码标“假”



  前日，某报刊登了杨亦武先生的漫画“明码标价”，画一烟贩标明出售的名烟“真的100元/条、假的30元/条”。这种公开的明码标“假”，是漫画家对近年来一些城镇街景的实况摄录，烟贩们竟毫不隐讳地出售假名烟，并公然申明是“送礼专用烟”，其外包装之精美足以乱真，因廉价而销路看好。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这种烟是为那些一次性送礼者预备的。你若有事麻烦人，不送礼又办不成事，送完礼办完事后谁也不认识谁，又不会当场作质量鉴定，等受礼人明白过来也无济于事了。当然，那些自甘“上当”的顾客们，如果不是吃错药的话，是不会将这玩艺儿送给真正的亲朋好友的。而“专用礼品烟”的经销者们，顾“钱”不顾后（果）者有之，而且有的采用明码标“假”则是为了免除与顾客的扯皮之忧，因为他们知道抽的不买、买的不抽之奥秒所在，不必担心伤贤害良，才念起了这本生意经。结果让买而不抽者用于供奉抽而不买的假公仆，可谓为以假乱“假”矣。
  假，自然是相对真而言，“李鬼”者自古有之，并不稀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市场“经济意识”泛化，凡事有人要向钱看，假东西相应便盛行得有滋有味了。从假烟假酒、假药假钱，假明星到假警察等，真是假得人眼花潦乱，居然演出了卖假酒的与付假钞的在交易中拳脚交加的丑剧来。
  纵观既往，作假者都不愿公开承认是假的。而当今的烟贩们却居然明码标“假”，这恐怕要算是前无古人的了，这种滑稽叫人怎么也好笑不起来，因为这是一种可悲的坦诚和率直，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如今行贿受贿等消极腐败现象已经是见怪不怪的公开秘密了。名烟虽是假的，但蛀虫和毒瘤浸害党政机体却是真的。假烟还需真包装，而个别权钱交易者却发展到连假面具、遮羞布也不要的地步了。
  时下一些地方的“送礼专用”商品之所以生意兴隆且行情看涨，并非礼仪之邦的荣耀，关键还在于有凭权受礼的市场背景，足见党纪国法的执掌者们，应对一些患“虚假症”的公仆们予以集体会诊，对症下药才是。同时也建议销售“专用礼品”的商贩们，在货真价实的前提下，可否在“专用礼品烟”中放些法纪图解、民族美德和劝世良言之类的宣传品；在烟丝中加入点清醒剂、镇静药和后悔药之类的东西，对那些还有点良知的抽而不买者或许能药到病除；对那些不思改悔者，最好在包装中放入自动举报器之类的玩艺儿，使其早日被绳之以法。此举大概可称为以真唤真矣。

（原载1995年7月15日《改革时报》）




                            从富士彩卷胶卷想


  据悉，在中国售价仅20元左右的富士彩色胶卷，在原产地（日本）的售价却要500日元，折合人民币40元左右；而在俄罗斯一卷则要卖到80至120元，对此许多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有自己有10元左右一卷的乐凯胶卷压轴市场。而俄罗斯人之所以挨宰，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国优彩色胶卷竞价，日商在价格方面下了一步随行就市的活棋。
  据《新闻汇报》日前披露，国家电力部系统，从五月份起首次提出鼓励人们用电，这是因为去年全国电力机组几乎都未能满发。也就是说，电力作为商品，也像冰箱、彩电一样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对每一个电力企业来说，变以计划为依据的企业管理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转轨，实施厂网分离，竞价上网已势在必行。每个企业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不发展或少发展电力，把电力市场空间留给自己。所以对电力企业来说，重新认识和把握市场的时候到了。
  首先，市场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消费者问题，电力市场自然就是一个用户问题。现实电力市场的容量最终是有限的，电力也应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这无疑要求我们要以用户为导向去抢占现代市场的制高点，安全发供保质量，节能降耗、减员增效保价格，去占领现实用户市场，拓展潜在用户市场。
  其二，要使电力产品的生产经营始终与电力市场保持动态匹配，电力企业必须苦练内功，进行相应的管理创新，逐步实现电力企业发展战略化，企业建设信息化，企业要素组合高效化，资产经营资本化，企业规模集团化。

      （原载1998年7月2日《西南电力报》）




                         驳行情说者



  做生意看行情，本无可非议，可不知从何时起，又流传着另一种形势的行情。办事中的不正之风，那名目繁多的的“小意思”，使一些不“识相”者或不信邪者，被随之而来的三难效应（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弄得焦头烂额。有的人虽不得不委屈求全，但事后仍留下一些心灵上的苦涩和余悸。对此，总会有人说：时下就是这么个行情嘛！
  好一个”行情“说者，言下之意或劝人不必大惊小怪，或提示人们要“识时务”，或对弱者表示同情和安慰。仔细想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有这么三种：一种是见怪不怪的的旁观者；一种是不得已而有过随行就市经历而自我嘲讽或自我安慰的心理失衡者；还有一种恐怕本身就是热衷于搞拉拉扯扯勾当，给自己寻找冠冕堂皇的外衣者。
  为什么贪官污吏骂而不绝？为什么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勤政廉政建设，而不正之风却还是时隐时起呢？究原因之一是不是也该劝劝类似的行情说者呢？行情说者虽不一定是世风不正的当事人，仅仅是说说而已者，似乎不像权钱交易那样违背社会公德，但其消极作用也不能视而不见。
  首先，如果人人都不去随行就市，无论多少欲海难填者也孤掌难鸣，长此以往不正之风的市场就会疲软，甚至萧条倒闭。否则就会行情看涨，愈演愈烈。
  其二，行情说给党和政府中的个别败类起了催化作用。使得一些人由开始时探头探脑的矛盾心理，逐渐发展为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同时也使一些道德素质本来就不高的观望者，最终下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决心。因为他们都会侥幸地认为：既然行情如此，就意味着大势所趋、法不治重，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导致这些人在背离党纪国法的歧途上越滑越远。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行情说者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这种观点已经造成了一些人是非观念的混乱。行情说者，不全是什么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有的在很在程度上成为了为腐败现象充当吹鼓手的小人，他们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助纣为虐。
  时下，有一些行情说者不仅只是说说而已，而转入了充当行贿受贿的线人、导向、中间人，甚至在这不正当的勾当中提成、抽头，大获好处。

（原载1992年3月29日《通川日报》）


                    括号 级别 与“官”念



  近日接连在报上看到几则老同志去逝的讣告，其中都注明：“原......长（享受......级待遇）......。”这些内容看多了，在下的嘀咕神经又开始犯毛病了。这些老同志大多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他们的逝世，无疑是我们事业的 一大损失。但是这个不起眼的括号一加，就使我等孤陋寡闻者难以理解了，到底是逝者临终前原本就要讨个说法呢？还是生者多情，不闹个汤清理白对不起前辈。既然都称他们生前不计个人得失，加之么个括号不是有违他们的初衷吗？
  括号本是一个普通的语言文字符号，好象近年来与官字越来越形影不离了。由此我又联想到一位老兄的名片上也加了这么个东西：“职务：第一副主任（本单位没有正主任”。以强调他实际上就是单位的一把手。据悉近年来有不少和尚、尼姑和道士也评起职称，定起级别来了，什么处级和尚、副处级尼姑、道士等。既然他们早已看破红尘、四大皆空了，还讲究这些玩艺儿有何用？
  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使人们的视野被一个“官”字遮挡得狭窄短浅了。所谓的理想报负也仅限于“学而优则仕”，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民间传说的口头文学，甚至扁担大的“1”字都不认识的山民，常摆的龙门阵也不是帝王将相，就是知府县令。如是说，国人的“官”念也太重太重了！而且先人的遗传因子至今还没有多大的变异迹象，除了在职级上要讨个说法不能马虎外，就连看任何人、任何事也常戴着一副“官”牌色镜，画上个权势座标，有的人虽终身口水滴哒而又与官运无缘，但总是怎么看也觉得别的布衣素民白活了。有的人虽花翎顶子没戴上，而“长衫”却是断然不能少的，经常笑骂范进老儿没福份。在他们眼里，鲁迅算什么？爱因斯坦算什么？当了多大的官，掌了多大的权？管多大地盘多少人？
  记得在五六年代，要是称某君是“当官的”，他（她）会很不高兴，因为当时说“官”，是指在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的人，你称他“官”，则是讽刺或攻击他（她）。可而今，听得亲亲热热的“解放军指战员”已被“广大官兵”取代了；“税务工作者”也变成了“税务官员”等等，乍听确实不那么入耳，喊了几十的打倒“官僚”，反对官僚主义，怎么一下子“公仆”、勤务员和“子弟兵”们全都一下子升了“官”呢？甚至还有一些公仆常当众自称：“我作为父母官.......”听了实在无法领略此君的平易近人。现实中就连幼儿园的官家子弟也常向小伙伴夸耀“我爸（妈）是某某长”等，可见国人官字的包袱越背越沉了。
  好在“总设计师”高瞻远嘱，指引改革开放的航向，不仅使国家经济上发生了腾飞，而且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官衙，或“下海”经商，或去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充分领略人生价值的多维满足。奉劝官本位的忠实信徒们，尽快淡化“官念”，看轻级别，少用“括号”吧！

    （原载1994年3月10日《川东电力报》




                            株连一下又何妨？


  在反腐倡廉的紧锣密鼓声中，又传来河南省汝州市市长徐中和贪污受贿被处决的消息。在拍手称快之余，笔者不禁想问：对徐中和的妻儿们，是否也该“株连”一下呢？至于徐氏家人是否直接参与了犯罪，笔者不曾耳闻目睹，故不妄断。但据报载：徐氏在范千朝的陪同下“南行考察”，确实携妻又带子了。难道徐氏妻儿们不知道自己在用别人的公款做“逍遥游”？并且，就在这次“南巡”过程中，徐氏受贿一套价值1.4 万元的红木桌椅，6枚金戒指，8块金砖，一台录像机和近20万专元现金的情况，恐怕徐氏妻儿们不好说自己一点不知道吧？就算他们当时被蒙在鼓里，那么当这些不义之财在徐家安营 后总不可能成为徐中和一个人的专用品吧？至少，红木桌椅不可能只有徐中和才能坐，他也不可能左右开弓，戴着6个金戒指到市政府去办公吧？由此可见，徐氏妻儿们是明知故“享”了。
  近日有关部门披露；今年上半年经济犯罪大案、要案骤增。究其原因，恐怕不少家族与“和睦”、默契“得过余有关。有的罪犯家属明知自家的财源有限，而对其带回的不义之财，不但不过问、不异议、不规劝、不举报，反而心安理得地参与挥霍享用，竭尽娇奢淫逸，使家庭成了不义之财的“消费市场”，在客观上为徐中和之流提供了犯罪的条件和内动力。并且，他们的默许、纵容甚至帮助，事实上是间接地参与了犯罪。比照窝藏赃物、包庇罪犯等都构成犯罪，那么对徐氏妻儿之类的“藏污纳垢”者，是否也应该追究一下责任呢？
  如果增加一条“享用巨额贪污受贿财物罪”，恐怕那些试图为公子千金弄点留学经费什么的“慈父慈母”们是会有所收敛的，至少为了他们的“龙子凤女”；并且那些善吹“枕头风”的娇妻们也会因怕株连，而对欲行不轨者面前长鸣警钟。长此以往，恐怕经济犯罪至少不会骤增了吧？
因此，依笔者拙见，对那些装聋作哑、坐享其成的贪污受贿者的家属们，株连一下又何妨？  

（原载1993年11月23日《川东电力报》）




                        漫谈“技进于道”
 
           
 
  庄子有一则庖丁解牛的故事，说庖丁的解牛刀用了19年，刀刃像刚刚磨过的一样锋利，游刃有余。有人问庖丁的技术何以如此精湛。庖丁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则故事提出了一个技与道的关系的命题：技进于道。
  无独有偶，对现代企业而言，道者，职业道德也，技者，职业技能也。实践证明，现代企业管理者，在处理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的辩证关系时，同样也应坚持“技进于道”。
  首先，企业职工有了职业情感，就有了自觉“由道而技”的动力。俗话说，热爱是最好的教师，如李淑丽、徐虎等英模人物，首先是有了高尚的职理想作支柱，便自觉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技术业务水平。
  其二，企业职工有了职业理想，就有了爱岗敬业的自觉行动，就会严于律己，在工作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千方百计自觉提高工作质量、服务质量、技艺质量。就会给企业带来安全、效益、稳定、形象和发展。
  第三，企业职工有了职业自律意识，就对新的职业技术纪录和技术规范，感到可行、可信、可亲。就能自觉在理智上接受、意志上遵守、情感上认同，就会防鹰腐变，忠于职守，表里如一，就能自觉实现道德自律，做到知、情、意、行的统一。
  第四，企业职工有了职业道德风范围，就能产生道德自利效应，即讲职业道德的企业职工，就会“以道范围技”、德技双馨。在德、能、勤、绩诸方面受到社会、企业的尊敬、善待和回报，最终使自己成为真、善、美的反馈间接受益者，成为有成就感、崇高感的快乐幸福的人。
  总之，企业在处理技与道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只注重文凭是否到位、技术是否达标，而放松职工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的教育。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全盘统筹，努力使“技进于道”、道技统一。
  

 
                            感言 “知足不辱”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游天竺山，带了两块玲珑可爱的山石回家。离任归乡后，他自省自责，写了一首检讨诗曰：“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意即每个游人都带走两片自己喜爱的石头，不就破坏了天竺山的自然之美吗？这种做法，抵得上贪污千金，实在不是个清官所为。这段佳话尤如白居易的诗一样，千古流传，引起了无数后来者的感之、念之、敬之、效之。
  反观电视连续剧《大法官》中，腐败县长王玉和，贪污受贿脏款上千万。入袱后自知死罪难逃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罪自悔，而是要求同监袱“友”：“今后有好吃好喝的多照顾我这个快掉脑袋的人”，为此还出尽了“洋相”，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贪图别人便宜的丑陋觜脸被描绘得入木三分。
  其实，因贪而不顾尊严者还大有人在。近似文盲的走私犯赖昌星每次到北京，堂堂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都要亲自带着夫人到赖氏下榻的宾馆去巴结，其目的不言自明。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有个小情妇的父亲反对女儿与其交往，胡不顾副省长的尊严，痛哭流涕跪地哀求。又如川中某大款在兄弟伙面前打睹，只一个电话，果然像唤狗一样把正在开会的市长召了来。
  俗话说自尊之人人尊之，自辱之人人辱之。上述贪官们之所以自践自辱都只为一个贪字：贪财、贪位、贪色，且欲壑难填。
  观今宜鉴古代，老子有句名言说“知足常乐”。其实“知足常乐”后面还有一句话叫“知足不辱”。如果说“知足常乐”有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之嫌，那么“知足不辱”则劝戒人们不要贪得无厌。古今中外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以功臣始，以奸臣终，少时盛名，中途夭折，无一不是不知足的结果。
  知足，贵在一个“知”字。知者，智也。苏轼云：“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任何事物，持一个通达、明智的态度，不在个人小九九上转圈圈，泰然处理个人名利得失，恐怕是“知”的重要内涵。其实道德本身也自利，即讲道德情操的人，最终也会成为良好道德氛围的间接受益者，善有善报嘛。再者说，凡有贪污受贿“资格”的人，都不可能没有解决温饱的弱势群体，李纪周、胡长清等高官要人，不知足只知贪，最后东窗事发，连普通人的生活资格也失去了，真是何苦呢？
  一个党的干部，应该随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应该是思想境界最为高尚、纯洁的“智”者。实际上，周恩来、孔繁森等，不以个人私欲满足为念，真正达到了“淡粕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其人生是完满不辱的。而另一类人为权、利所牵引，所驱使，哪一个不以“辱名”而终，毁了自己？
  贪官如此，个别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如若成天自私自利，处处贪小便宜，照民间说法是“下海都想站干处”，天长日久，同事、邻里，也不可能有好脸色、好言语，岂不也近乎自辱吗？
  伴随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频布，我们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党员、干部，都应该带头修身明德、勤于内省。在求知上永不满足，在作为上永无止境，在名利上知足常足，才能终生不耻，知止常止，才能终生不耻。



（发表在《电力青年》200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