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脚板”是个外号，是我爷爷的外号。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是个高大的汉子，嘴角下长一颗大，成年累月总是忙个不停，远远就能听到他那节奏分明、坚实有力的脚步声。  

第一次听人叫他“铁脚板”时，我以为爷爷真有一双铁制的脚板鞋，非要他拿出来看看不可。婆婆说：“这是人家说你爷爷走路厉害，脚像铁打的一样。”  爷爷从小丧父，家境贫寒可想而知。年轻时，一忙完庄稼活，他就穿双自己打的“边耳子”草鞋，带点简单的干粮，背着两三百斤重的背子（篼），披星戴月地长途跋涉于川北的崎岖山路上，把自家作坊酿的酒、榨的油，自己地里收获的农产品背到方圆几个县去卖，还常给乡亲捎带回外面的“洋货”，也捎带回对外界的感悟。  

如今，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爷爷的“铁脚板”一迈出家门就是好几天，最长来回可达半个月。少有同伴、没有车船、有的只是狂风烈日、冰霜雪雨，甚至还有“棒老二”（土匪）。他的“铁脚板”不仅要与自己的体能极限挑战，同时还要与自己的心理极限挑战，最终与自己的命运抗争。  

爷爷在长年跋涉中练就了一双“铁脚板”，“铁脚板”也支撑着他的希望，使一贫如洗的家逐渐有了积蓄。听说邻村大户人家有一处庄子（一批田产）出卖，他四处筹钱准备买下。在“请中人说话”时，遇到本族长辈的阻拦，气得“铁脚板”接连几天没有迈出家门半步。  

第二年，川北解放，土改工作队进村。乡亲们都说“铁脚板”因祸得福。如果买下庄子必雇工，这回地主帽子肯定戴正了。在是否划为富农的问题上，工作队长征求意见时，村人纷纷为“铁脚板”说话：工作同志，杜友德是有名的“铁脚板”，是个勤俭人，你们只要亲眼看看他脚上的老茧和背上磨出的小碗大的包，就知道他该划什么成分了。结果爷爷被划为富裕中农，成了被团结的对象。正是这个富裕中农，概括了“铁脚板”爷爷追求富裕的人生经历。从我开始记事起，由于他做事认真，合作社、生产队总是安排他管水，晒粮棉、给农作物打药等。他也乐于做这些相对独立、不用集体出工的活，可以抽空重操旧业──背背子。但今非昔比，反对发家致富，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不可能再背着自家作坊的东西到外县去卖，只能冒着被批斗的风险，私下将自留地里的白菜、箩卜、茄子、红苕等背到公社附近，一两分钱一斤在夜幕下偷偷卖掉后再赶回出工。就是在当时的熟人眼里，也认为他这样做不值得。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儿女们，才全都被他牵着稚嫩的小手，沿着他的“铁脚”印，走进村小、初中，有的还跨入了县高中的大门。随后他又轮流奔波于各校之间，送去寒衣、粮食或柴火，也送去父爱和期望。最让他遗憾是，“文革”中断了两个姑姑的学业，读县城高中的三爸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但尽管如此，当时在我们村已经是绝无仅有了。  

也许是爷爷的“铁脚板”很少停歇，尽管我是长孙，却并未得到他太多的关爱。但我非常喜欢听他背篼捎回的，浸透汗水长满老茧的故事。尽管他没什么文化，但时常给我们讲文化人的故事，摆路边小店听来的龙门阵，也讲古人勤劳致富的经历。当他拿着三爸第一次领回的工资时，动情地对我说，“娃娃，好好读书吧，将来也吃笔墨饭、少流汗水。”  

在我上初二那年，婆婆得食道癌去世了，在忙完小姑的婚事后，他的“铁脚板”迈动的节奏明显减慢，人也一天天瘦了，原来他也得了食道癌。这时他瞒着家人早出晚归，拖着沉重的“铁脚”，利用背篼搛些下力钱，给先出嫁的大姑再置办一套嫁妆，他说他要一碗水端平。在了却最后一桩心愿后，他那双远近闻名的“铁脚板”再也迈不出家门了。病床上，听说我被推荐上了高中，他高兴地笑了，笑得很费力，但笑得很甜。一个深秋的夜晚，“铁脚板”承载着主人致富受气的迷惘，带着未圆的富裕梦，走完了他艰辛的59岁人生里程。我从他那没能紧闭的双眼里，似乎看到他不是为得绝症而不甘，分明是那双“铁脚”还有没有来得及消失的惯性，和脊梁上那驼峰式的包块里未散失的能量所致。但我相信，当他知道我后来成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成了一个“吃笔墨饭”的人，他一定会含笑九泉。我想，要是时间能够倒流，让爷爷的“铁脚板”在小平开辟的改革大道上去走一走。他虽不能成为大款、富翁，但我坚信，他定会脚下生风。因为他不必担心勤劳致富会殃及子孙，至少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圆他的富裕梦了。

（原载《党纪党风月刊》2000年4期，被评为该刊2000年好稿评选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