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李家安

两年前，在我即将告别一家媒体离开南充的时候，有人送给了我两尊佛像，数盒檀香，一本高僧传。深秋时节，在一种慈祥的近乎一种期待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在嘉陵江上的一艘游船上写下了一组诗，题曰《最后一座城市》。这组诗，《星星》诗刊用了两首，西北一家刊物用了三首。几首诗都有着我对生存的另一种体验，另一种焦虑，但是，我尚没有出世的念头，原因在于多年来那些埋藏在我心里的高大的抑或渺小的东西，愉悦的抑或惆怅的东西，那不是过眼烟云，那是一种重量，是一种质感，是我抹不掉放不下的，要无念无相，是很难的。

比如这位在南充教育界、民营企业界声名卓著的李家安先生，就是我挥之不去的一个人物，就是似乎还需要我去表达的人物。其何然也？去南充后，我就断断续续听人说到过他的才干，他的业绩，我编发一位记者采写他的通讯《从民办教师到民营企业家》，曾为之感动再三。一个农村青年，只身来到南充，30出头，就在嘉陵江畔创办了蜚声南充的一所职业中专学校，一所普通中学，岂非奇才？他身上一定还有着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故事！“民办教师”、“民营企业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渡符号吧，这个符号的深层次意义，绝非千余字通讯能表叙出来的。我隐约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会采访他，会写他。我有这个条件：他办教育，我教过书，知道什么叫辛苦；他是董事长、校长，我在特大型工业企业工作过，知道什么叫管理。更主要的是，我喜欢艾略特喜欢帕斯，喜欢伍尔夫喜欢博尔赫斯，我也爱恐龙，爱海子，爱王小波，那么，我不缺乏文字的前瞻性，创造性；我的审美愉悦也时常来自孕妇的眼神，来自巫师的手指，来自乌鸦的翎翮，我的结构也不缺乏新意；只要有一棵树，我的心灵也会震颤，只要有一缕阳光，我也会感受到幸福的滋味，我的文字，也不缺乏热情。尽管这些都很可笑，而偏执却形成了习惯，一个很浅薄的习惯。

但是，直到2007年3月，我才走出一个慵困的小镇和李家安对上话。数十天访谈，数十人眼中的李家安，在我的眼前陡然形成了这么一个形象：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很普通的青年，却又是一个接受逆境，挑战逆境，自强自立的少年，自强自立的青年。在生活的底层，他渴望的姿态，他挣扎的姿态，他热烈的姿态，是一个有志者一个有为者优秀品质的生动反映。他是在饥饿中读完小学和初中的，30多岁时，他的资金已达到数百万元，他没有选择享受，而是笃志为社会培养人才输送人才。为此，他宵衣旰食，他呕心沥血！肩负董事长、校长重任，他依然和学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依然带着一个班，依然每周上20多节课。他领取的是职工中最低的工资，他至今仍是稀饭咸菜果腹，却每学期要给学生免费10多万元，20多万元，且一笔一笔资助贫困生，对学校升入名校的学子，竟要奖励10多万元！他不是一心追求财富的积累，他目标的高度，行为的高度，思想的高度，人格的高度，是毛泽东在他的名著《为人民服务》中所倡导的那五种人的生动表现，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一个优秀青年身上的具体体现！

什么精神是民族的精神？什么人是民族的精英？大时代讲民主讲法制的政治氛围，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科学发展的观念，赋予了李家安广阔的发展空间，反之，李家安执著的姿态，进取的姿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这个时代阳光弥漫、群芳争艳的社会特色，也展示了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积极的热忱的温馨的容颜。

讲述李家安，不需要我在现代主义的门口徘徊，不需要我去刻意支配语言，不需要我筛选一个词汇，让它在刀子、麦子、桔子抑或花朵上重新迸发，不需要我去追求不可解释，不难解释的艺术效果，讲述李家安，只需要我沿着他行走过的路径，真实地，真诚地掇拾、串连他身后的石子、阳光和叶片，就是我写作应该具备的良知，应该具备的品质。惟其如此，我才能了却心中的激动与不安，才能回答这个热烈的时代，回答千万个也像李家安一样有为的青年，才能接受佛慈爱的目光。

［编者按］李家安是我市民办教育知名开拓者。他出生于仪陇县一个偏僻的乡村，祖上世代农耕。1994年，他只身走进南充，兴办武校，弘扬传统文化，开创出了南充职业教育崭新格局。尔后，他斥巨资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呕心沥血创新民办教育管理层次，提升素质教育技能，已为社会输出了两万余名合格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为高校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学生。社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真正“富起来了”的李家安，在灯红酒绿的对面，正在彰显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一个有志青年的社会良知。李家安的高专品质，虽多次受到市、区党委政府表彰，其细节尚鲜为人知。今年三月份以来，我市资深编辑、作家罗杉深入李家安生活、学习、工作之地，作了大量采访，深感于李家安的人生境界，正在撰写其长篇报告文学《一个人的奋战》。本刊选载其已成稿的前几章，以《少年李家安》为题，先期刊发，以飨读者。

第一章            善良人家

从川北南充市仪陇县新县城新政坝朝北而行，三四里之外的右侧面，有一堵坡，沿这堵坡缓缓而上，便登上了一道山梁。这道山梁叫马家梁子。站在马家梁子上，朝对面看过去，是一道山峦。那山经数里以外的梅子垭，石板梁，亮垭子，到对面的老君山，再到前面的白马庙，宛如一条长龙，从天而降，拔地而起，横卧七沟，睨视八岭，峰脊如柱，气势如虹，朝朝吞云吸日，暮暮迎风挡雨。

其间，只说老君山。

老君山雄奇磅礴，翠柏幽深，杂林相间。穿过丛丛树林，拨开簇簇荆棘，登上山顶，那绵延千里的嘉陵江，便奔来眼底，丽日之下，江流如娉，楚楚动人，宛如白练，缠绵于脚下，飘忽于眼际，荡涤于胸中，令你遐思悠悠，心旷神怡。

嘉陵江江干，高楼如织，那是新县城新政坝。新政，公元621年置县，始名新城县，时人为避李渊之子李建成名讳，更名新政县。公元1283年，划属南部县，公元1978年，划属仪陇县。天气晴和，可以看见新城大大小小的车辆，如鸟儿在一条条带子上试翼，行人仿佛在白云间漫步，仿佛在彩缎上舞蹈。唐人元稹在新政留诗，有云：“须鬓暗添巴路雪，衣裳无复帝乡尘。”诗中吐出了诗人远离帝乡，长居蜀地，久困巴路，积郁于心的苦水。眼前既无凄风，也无苦雨；既不见天昏，也不见地暗。年轻的新政，是这么青春，这么靓丽，这么辽阔，这么紧凑！

目光又回到老君山。老君山年轻，年轻如眼前恢宏气势，如眼前万木披翠，层林竞秀；老君山苍迈，兀立千年万载的山峦，经受过多少疾风？多少骤雨？一代一代的儿女在山林中穿行，一代一代的儿女在山林中倒下，古老的山峦，聆听过多少欢声笑语？又闻听过多少悲切的呼唤？历史进入到更为惨烈的年代，那更凶狠的魔掌，更凶残的铁蹄，更疯狂地扑向了老君山，扑向了巴蜀之地，无数儿女血溅刀箭，命丧兵燹，以至老君山下，人迹罕至，炊烟消失，田园荒芜，鸡犬之声难觅……

太上老君成神成仙之前，俗姓李。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一位移民，穿过荒芜的草莱，目光停留在了寨子山对面老君山的一个延伸处。这位移民是原本姓李，还是因为老君山的存在而取李姓，他叫李念，一个充满了质感的名字。与李念同时来到这荒山野外的，还有李念的兄弟王红。李念、王红是看上这山峦的气势，还是因为疲困已极，不愿再往前行，兄弟俩放下了简单的行囊。

李念依山势立了一个茅棚，王红也在离他不远的对面的寨子山山麓筑庐栖身。

可以肯定的是，李念、王红是“湖广填四川”填到此处的。二人是因为朱元璋攻占湖北后，非朱系红巾军，为避打击，投奔重庆大夏政权后，落户于此，还是因为元蒙的血腥统治，川人十丧七八，朱明王朝移民于此？还是因为清初农民起义中的余部分散转换成移民？李念、王红的后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祖先是湖北孝感人，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代代相传的方言，比如帕子，鸡公，鸡母，扳命，砍脑壳，打平伙，划不来，要得，宵夜……这些川腔，也是楚调。

继李念、王红之后，抑或与此同时，尚有移民，落脚这山灵水秀之地。慢慢地，老君山四围，人丁才兴旺了起来，六畜才繁衍了起来，凋蔽的山野，才有了一些生气，老君庙也才有了香火。

老君庙，顾名思义，供奉的是太上老君。

相传，庙子里曾经香火兴盛。道士们或在庙堂中参悟老子真言，或在庙子旁边两棵枝叶繁茂的黄桷树下接受老子对心灵的洗涤，或赋情于草木，或寄情于云霓，他们居住在高处，心灵也在高处。他们的灵魂，掌握在神仙手中，他们的肉身，只有神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疼痛。

他们孤独，但也有走出孤独的时候。比如，每年正月中下旬，日子则尤为庄严，周边的农户，都要去老君庙朝圣做会。上山之前，农户们都要用柏树枝烟熏四壁，都要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到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恭恭敬敬地牵着牲口，捧着祖宗的牌位，敲锣打鼓赶赴老君庙，请道士迎神，供天，超度亡灵，保一方风调雨顺。做完法事，还得请戏班唱大戏，让上苍听到人间悲欢事，让人和神仙共享人间快乐。

道士们忙前忙后，他们是农人心中的依靠。

做完庙会，李念的后代，为不忘前辈飘零异乡，栖身山麓，垦荒拓地，日耕夜作之苦，在选择10个字作宗谱时，他们将“李念”之名，冠于宗谱之首，为：“李念先朝维，枝大天平安。”一个字管一辈人，轮到最后一辈了，1953年，李念后人又续谱为：“文明隆盛世，长发永齐祥。”

李、念、先、朝、维、枝，前几辈人，他们已丢下锄头、镰刀、斧头、耙子，老君山的黄土已安埋了他们，他们已与老君山融为一体，他们的音容只能成为后人的想像。

后人中还能记得起来的，是第七辈人李大祥。李大祥之妻侯氏，夫妻二人勤耕苦织，养育李天佑、李天伦，李天绪、李天钊等5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李大祥死时84岁，侯氏死时79岁。

在五子一女中，单说李天绪。

李天绪不仅能担能背，能耙能犁，且为人极为厚道，善良。左邻右舍有提不起、担不起、背不动的，他都要跑过去帮着提，帮着担，帮着背。那鳏寡之人，田不能犁，地不能耕，庄稼种不上，他犁自家的田地，也帮着犁这些人家的田地，他种自家的庄稼，也帮着种这些人家的庄稼。

妻子张氏，与丈夫一样乐善好施。村民王佐卿，听这名字，看这字眼，不是一个普通人吧，其实，也只是一介农夫。王佐卿已经有了些年岁，却又添丁进口，有了儿子王永泽。生下王永泽，其母却没有奶水，饿得王永泽像个小瘦猴儿，只剩下一口气。好心的张氏不忍心这孩子被饿毙，尽管自己的孩子也嗷嗷待哺，奶水也不多的张氏，义无反顾地将一片慈悲心送到了王永泽的口里。

大干大旱那年，有一天，李家门外走来一夫妇，二人带着一个哑巴儿子，一个孱弱的小女孩，他们已经有两天没吃一顿饭了，他们是来向李家乞食的。李天绪夫妇见状，连忙为他们做饭，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境况。原来，他们是从巴中逃荒出来的。李天绪接过那个有气无力的小哑巴，张氏拉过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夫妇俩打量着衣衫褴褛，日子无着、双目无神的这家人，决定口中不吃肚中挪，要收留他们。逃荒路上的可怜人，闻听此言，就要下跪！李家双手扶起他们，给他们挪出半间屋子，将他们安顿了下来。

将近一年过去，风调了，雨顺了，夫妻俩有还乡之意，李家早早为他们备下衣物，被褥，准备好了干粮。离别这天，二人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张氏抹去泪水，说道：“回乡后，日子没法过，不嫌弃就又来我们这里住，我们是你们的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有一碗饭，就有你们半碗。”二人闻听此言，泣不成声。

李天绪背着他们的小女儿，一直把他们送到几十里之外的赛金场，等到他们在一道山嘴嘴上消失了，李天绪才怅然转过身来。

善良的李天绪夫妇，膝下有二子二女。

长子李裕平，秉承荆楚血性与巴蜀灵气，崇尚武功，偏爱川剧，走南闯北，修文习武。文，受教于活跃在川北南部县、仪陇县、阆中市一带的永庆乐戏班，专攻须生，颇多造诣，效仿同仁徐月山、张德山，取艺名李青山。三年过去，李青山又师从川剧名丑陈全波的师弟，以后成了仪陇县川剧团的当家丑角；武，李青山弯腰、踢腿、拿顶，日日不离拳脚，刀枪剑戟，样样娴熟。

次子李国平，不像其兄李裕平：身上功夫，台上逞能；口中音韵，袖里乾坤。李国平勤劳于田亩，尽孝心于母亲，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李国平13岁时，父亲李天绪撒手尘寰，兄长李裕平、嫂嫂黎辉芳常年在石河乡、三清庙等地唱戏，家里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13岁的李国平，有时候也去新政、柴井、楠木卖些纸烟，一场能挣回一升米。母亲张氏为防天灾人祸，常常抓起一把米要下锅，又留下半把；常常是一天做一顿饭，一顿饭吃一天。16岁起，李国平去富裕户任善荣家帮工，做很苦很累的活路。

土改，李国平家被划为雇农成分，比贫农尚低一层呢。

青年李国平积极参加土改运动，靠自己热忱、正直的形象，被选为村农会主席。1953年又被选为新政区马桑乡副乡长兼财粮员。那时候，乡政府只配置5个人员：乡长、副乡长、乡农会主席、民兵中队长和一个通讯员。当上副乡长，放在李国平心上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村了解最困难户。他发现三村陈邦印家的茅棚，被大风刮倒了，陈邦印栖身在几根木架子底下，挂在木头上的茅草，在寒风中瑟瑟有声，令人辛酸。他发现，七村胡正武一家6口人蜷缩在一间要垮不垮的茅棚里，茅棚里冒出的缕缕青烟，仿佛伸向夕阳中的几条干瘦的无助的手臂，雇农出身的副乡长李国平，顿时潸然泪下。当李国平走到五村李周氏家，李周氏见到乡干部李国平，顿时泣不成声。原来，她家的茅棚主体搭在一道石岩上，茅棚四周的墙体由于排水不畅，已经垮得差不多了，一遇到风天雨天，李周氏就像在冰窟里过日子。李国平将所闻所见迅速汇报给了上级，每户都得到了60元建房补助款。

丈夫忙公家的事，妻子胡大秀守着依然极其贫困的家庭。白天，她丢了锄头拿耙子，忙了地头忙田头；晚上，夜深了，她还在宰猪草、摘棉花，要不就给孩子们缝缝补补。

转眼就到了大跃进时期。大跃进，乡村社更名。乡名曰公社；村名曰生产大队；社名曰生产队。马桑乡归并于新政公社。李家所在地被称为新政区新政公社十大队七小队。马桑乡被归并后，李国平成了公社里的一般成员。这期间，新政公社给李国平所在大队派了一位驻大队的公社干部，干部是个独断专行，不讲群众路线的人，他骂大队、生产队干部，骂群众，经常出手打人。这位干部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他打人骂人的恶劣品质，与雇农出身的李国平的政治愿望、工作热情是水火不相融的！

李国平离开了公社干部的岗位，回到本生产队，兼任生产大队的会计。

李国平在大队会计的岗位上，经历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包产到户”、“四清四不清”等运动。“四清四不清运动”未结束，另一场风暴来临了！

与此同时，他的二儿子在1966年岁末，也大喊大叫地来到了尘世。

第二章            非常幼年

李国平生于1931年2月，胡大秀生于1932年7月。

1952年，他们有了儿子李学安。

1967年，李学安初中未毕业，成了回乡知青。1969年至1972年期间，他可以参加工作，但父亲执意要他学医。父亲也许未曾忘记大跃进时期新政公社那个打人骂人的驻队干部那可憎的面孔，他不愿他的儿子也去当那样的干部，或者不希望儿子当上干部，也像有的干部那样坑人害人，多吃多占，贪污受贿，遭人辱骂，受人唾弃，他用传统的观念提示儿子：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手艺人端的是干净饭碗。

李学安先学兽医，后又师从南部县名医葛方白的真传弟子陈舟帆研习中医。

李国平夫妇养育了3个儿子，4个女儿。

单说二儿子李家安。

1966年是政治浪潮泛滥之年。政治的波峰浪谷，最先波涌浪激的是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是知识阶层，权力阶层。年底，政治的洪流竟席卷到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缺衣少食度流年的农人身边。

这年12月15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示》草案颁发，老君山下勤耕苦作的农民，也听到了来自高山之外令他们还不完全理解的一种声音：“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于是，一些公社的^造**派们，给公社的书记，小学校的校长们戴上了纸扎的帽子，在当场天，拉着他们游走一番，要不然就将他们与地主富农男人，地产富农女人站在一起，由贫下中农上台诉苦，让他们颤抖着身子，鞠90度躬，向贫下中农谢罪。谢什么罪？谢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谢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罪。

批斗会散了，^造**派和诉苦人最实际的仍然是解决饥饿，是咽下一碗红苕酸菜。

虽然人人都处在政治的非常时期，但农民计酬还是实行的工分制，一个工分的工分值，大队与大队，小队与小队之间是不相同的，有的值1分，有的值2分，有的值3分，谁家分多少钱，谁家分多少粮，年终了，家家都在盼着，贫下中农盼，地主富农也在盼。

离年底近了，大队会计李国平哪有心思去参加批斗会，他急着要核清账目。1966年12月31日上午，他正准备去大队办公，妻子胡大秀腆着已经10个月身孕的身子，叫住了他：“国平，我像要生了。”妻子已有过5次生育，产前身体有什么异样，大约生在什么时候，她的心理准备是不会出错的。

李国平赶紧放下账本，扶她坐下。在女人身后，李国平深深叹了一口气。

李国平不在乎女人生男生女，他在乎的是这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一家数口，裹着3条被子，里里外外补上加补，巴上重巴，添人进口，却无力添一条棉絮；他在乎的是生个女子长大了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要是又生一个儿子，房屋这么窄逼，置一条棉絮，尚且难，何况要添一间房子；他在乎的是如果又是一个儿子，就要送他入学，大儿子学安上个初中，他的3个妹妹都休学了，学安的学杂费，是靠他的妹妹们割草，挖麻芋子，积攒下的分分钱，角角钱，学安才未辍学！如果又多出一个儿子，还要辛苦他可怜的姐姐们？

中午，胡大秀忽然双眉紧锁，接着就是一阵剧痛，又一阵剧痛。

李国平眼睁睁看着妻子痛苦挣扎的样子，一点儿力气也用不上，他仿佛置身惊洪，也在痛苦地挣扎。

就在李国平忙前忙后，焦急万分的时刻，胡大秀在一阵剧痛中感受到了上苍的慈爱，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她的身体旋即轻松了下来！

一个幼小的生命在这个中午呱呱坠地了。

儿子！儿子！

儿子的啼哭仿佛是对母亲的谢意，仿佛是让父母听见，不要忘了他已经离开母体，等待着喂养，又仿佛要冲破这低矮的瓦棚，要去亲近窗外的阳光，亲近树上的鸟儿，亲近山上的云朵。

儿子！李国平忘却了一切烦恼，欣喜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儿子的啼哭声依然那么尖利，那么响亮，李国平自觉不自觉之间，心里为儿子冒出了这么一个名字：家安。就叫家安！李国平是李家第九辈人，属“平”字辈。李国平的儿子，是李家前族谱中最后一辈人，属“安”安辈。李国平出生那年，正是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父亲李天绪为儿子取名“国平”，不失国家和平、祥瑞的愿望。而李国平为新生儿取名“家安”，却无意之中道出了这个志不在高山，意不在流水，气不逼长虹的庄稼人真诚而善良的愿望：时下虽然风云四起，而国家根基如磐，“国平”一名，未负父辈所望，可叹者家徒四壁，然而日子虽然紧紧巴巴，只要儿女们洁身自重，人口清静，相安无事，也就是大幸了。何况家安则邻安，家安、邻安，正是祖辈以来过日子的祈愿，作人做事的规矩。

但是，李家因为一次意外，几乎失去了一家之安。

就在家安出生的前一天，即1966年12月30日，上海发生了10多万人参加的围攻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武斗流血事件，“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时过不久，川东川南都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弹丸之地的新政，也处在了激烈的派性冲突的前夜。

山外的世界是腥风血雨，山沟里绝大多数的农人，只是把它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依然守着自家的茅棚瓦舍，依然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当然，他们的劳动姿态，用得上一则顺口溜：一早就下地，出工不出力，一根烂锄把，一撑撑到黑。也用得上另一则顺口溜：吃饭喝汤汤，干活梳光光，人人爱劳动，地头没秧秧。两则顺口溜，道出了集体生产条件下出工不出力，有种无收，生活窘困的普遍性。

李国平夫妇是老实人，他们作人老实，作事也老实。

1967年4月初的一天，早饭过后，李国平去耕春水田，胡大秀把儿子又丢在床上，就径直去碾房干活。勤劳的李国平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幼小的儿子正在生死线上挣扎，而且命在旦夕。

李国平夫妇走后，四周静悄悄的，幼小的家安睁着圆圆的眼睛，未能入睡。墙，是泥土筑成的土巴墙，墙上有一道一道泥土的痕迹。搭在墙体上的瓦棚，为驱赶蚊子和其它飞虫，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浓洇熏染，那些木架已好像是从窖洞里取出的没有燃尽的烂木头，黑黝黝的。这些古旧的单调的沉重的物质，是留给襁褓中的家安沉闷的环境。往时，父母一丢下他，他很快就入睡了，可是今日，他双手紧捏，不停地动作。是因为他的活动让身子完全落进被窝中了，还是被子盖得离他的面部太近了。被子捂住了他的口，捂住了他的鼻子，从被子里传出他一声声尖叫，一声声啼哭！丑恶的被子罪恶的被子始终压着他的身子，像山无法摆脱夕阳的沉重，像水无力摆脱巨轮的力量。他已经看不见厚厚的墙壁，看不见单调的瓦棚了，他的声音嘶哑了，细微了，他的身子慢慢地软了下来，鼻孔里只剩下一丝气息了。这一丝气息，仿佛飘浮在夜空中的一颗星星，一眨眼就会消失了；仿佛溅落在灯芯上的一点亮光，只要有一点风吹过来，那一点光亮就会熄灭了，永远熄灭了！

民间传说，曾有良犬吠之公堂，为主人鸣冤；曾有灵猴扯人衣衫，为主人告急；曾有慧鸟传书，为义师救急。上苍啊，有谁告诉李国平，告诉胡大秀，他们的儿子只剩下一息之气！

良犬何在？灵猴何在？慧鸟何在？

胡大秀从碾房里回来，听不见儿子的声音，她心里咯噔一下，慌慌忙忙揭开被子，天啦！儿子的脸蛋已经失去血色，呼吸已十分微弱！胡大秀顿时泪如雨下，顿时跌跌撞撞冲出家门，顿时呼天抢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顿时，李家湾，王家湾，都听见了，都惊呆了！

是命里注定幼小的家安该遭此劫难，还是上苍在他未成年之前就让他经历一次生之惊险？

天知道，这个姓李名家安的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不能因为“文革”的流弹结束了许许多多无辜的生命，也让这个幼小的生命尚未有过一声呐喊，尚未看见世界就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殉难，而泪尽被褥，而气绝襁褓！

也许是因为一次惊吓，也许是因为一次被褥于口，两三岁了，李家安说话还是结结巴巴的，生产队有一块田叫半半田，别的孩子一叫就叫出来了，他“半”了半天，总“半”不出口。

“半”不出声的家安，父母出工了，哥哥姐姐不在身边了，冷冷清清的院子里朝朝暮暮陪伴他的只有一坨泥巴。他把泥巴捏成一个形状，毁了，又捏成一个形状。当他听见隔壁的龙娃和别的孩子的笑声，当他看见他们从他身边经过，他多想和他们一起说说笑笑，一起你追我逐啊。但是，他们不喜欢和他耍，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龙娃们更不喜欢他手里的泥巴。

他们喜欢什么？自家又有些什么？

第二天，待他们走过来，家安摊出了几颗钉子。

钉子？小孩们知道钉子利害。

家安把它交给了他们。

他成了龙娃和别的孩子们的伙伴。

五六岁时，他不再和他们一起玩了，他要跟随姐姐去干活。

夏日，不用父母催，他一早就起床了，一早就赤着脚上山去捡柴，去割草。太阳还没有出来，枝头上挂满了露滴，慵懒的昆虫还在草丛中安睡，姐弟俩就已经上山了。

慢慢地，天气变冷了，该穿上鞋子了。大冷天，从山坡上背回一背草，一捆柴，鞋子常常湿透了，衣衫也常常被打湿了。

见到弟弟很有出息的样子，学安对父亲说，家安该上学了。

第三章        少年家安

从李家湾到亮垭子小学，要经过几户人家，要翻山越岭。

路是羊肠小道。学校是一所村小。执教的老师姓陈名淮，同学们称他陈老师。

1972年9月，不到6岁，家安就挎上了书包，与他一同上学的，生产队还有龙娃、毛儿们，那些孩子年龄都比他大，3里多路，大孩子一溜就溜到了学校，一溜就溜回了家。他们都不愿与比他们小的家安同行。幼小的家安独来独往，常常走不动，常常迟到。尤其是雨天，一脚一巴泥，更赶不上上课。陈老师第一次听他说出原因，原谅了他；第二次，也原谅了他，第三四次之后，陈老师见到他来迟了，就不准他进教室，罚他在教室门口端端正正站着，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更令他困苦的是：路上，要经过一户姓秦的人家，这家人养了条狗，不管谁从它家门前经过，这狗都要追上追下咬。每次到了这里，就像要过火海，就像要翻火山，令他胆怯，令他害怕。一旦见到前面有同学，幼小的家安就像见到救星，就要一阵猛跑去追上他们。为此，他一次次被摔倒，摔倒了，顾不得伤痛，爬起来又跑。没有同学，他只得悄悄地绕着道走，一旦听到狗叫，他就伏在地上，确信没有追上来，才放开步子走过这段路程。

当然，他又迟到了。

陈老师见罚站不能触及这个学生的灵魂，他采取了更为简单的教育方式：打。当着全班同学打。

一次次挨打，一次次忍受。

家安终于忍受不住了。他告诉父母，老师经常罚他站，经常打他，他不想再去上学了。

父母听他这么说，很伤心。

父亲决定下期开学，要找老师说几句话。

期末考试，儿子的语文只有70多分，数学不及格。老师你罚这罚那，儿子的学习成绩却这么差！

六七届初中毕业的哥哥，对弟弟的学习没有灰心。他感到，以弟弟具备的倔强的个性，热爱劳动的品质，弟弟的学习成绩是不愁赶不上别的同学的。他教弟弟认字，写字，启迪弟弟对数学的兴趣，为弟弟释疑解难。晚上，父亲和哥哥推磨，母亲和姐姐做别的事，懂事的家安就坐在他们旁边，给他们背书。

1973年9月，上二年级了。李国平把儿子家安领到了学校。他对陈老师说：“陈老师，你以后就不要管家安的纪律了，不要再罚他站，再打他了，就让他自由发展。”就这么几句话，李国平见陈老师脸上已经放不下了，便不说别的了。

陈老师是检讨过教育的良知，悔愧于教育的简单粗暴？是理解成对一个学生的教育热情竟受到刺激，而听之任之？尔后，家安上学不管来多晚，陈老师都不再体罚了。

但是，老师这种态度能坚持多久？家安尚忐忑不安。

二年级上期期末考试到了。第一堂考语文，时间不到一半，家安就答完了题，他检查了一遍，就悄悄地交了卷子。从教室里出来，他上了趟厕所，无处可去，就坐在墙壁底下玩儿时玩过的泥巴。猛然间，他好像看见陈老师又板着面孔站在他面前，又要罚他站，又要打他！

他顿时失去了耍泥巴的兴趣，朝着一堵断墙出神。

正在这时，一个叫何良娃的同学中途出来解手，在他身后“嗨”了一声！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惊惊愕愕地看着何良娃，吓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何良娃提着裤子说：“老师说了，你语文要打100分。”

语文要打100分？真的？

家安顿时从地上跳了起来！这是他入学以来第一次听到老师对他的表扬。

第二堂考数学，原本在班上遭遇冷眼的家安，不少同学都想与他同桌了。这堂考试，他又是第一个交卷。同学告诉他，老师说，他的数学要打99分。

最终，语文，老师给了他98.5分，数学，给了他99分，名列全班第一。

名列全班第一的李家安，自然令同队同学另眼相看了。上学放学，他们都要等着他一道上路了。聪明的家安为了与同学长期保持这种关系，路上，他总是要给他们背书，或者把从父亲、哥哥、姐姐那里听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好学的家安不仅在同年级同学中有了地位，就连高年级的同学也对他刮目相看了。

但是，一个高出他两级，同样是班上学习成绩最优秀的一个本生产队的大男孩，却看他不顺眼。他仗着自己学习成绩好，力气大，常常欺侮家安。有一次，这个大男孩无事找事，说不上两句话，就将家安摔倒了。家安刚刚爬起来，又被他摔倒了！家安再一次爬了起来，一只手死死抓住他的衣服，另一只手抓起一块泡石头，想还击他。但他哪里是他的对手？他夺过他手里的石头，扯掉了衣服，又将他摔了下去！

再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李家安，想到了叔父李青山的武功，如果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吃亏也不至于此！

他立下志愿：要把书念好，要把武功学会！

此后，只要见到叔父，家安总要向他请教武功。

李青山见侄儿这么幼小，却如此好学，则时常指教他。

读书、习武不是小学二年级学生李家安的全部生活。

亮垭子小学的陈老师，除了讲语文、讲数学，还要讲“批林批孔”。老师讲一百遍“批林批孔”，学生们也不懂得林彪“克己复礼”的险恶用心，更不能使用最刻薄的语言去挖苦孔子列国布道所遭受的冷眼，从而说明孔学非但不是民族文化的精髓，而是致使民族萎靡、倒退的糟粕，小学生们最切实际的是每周的劳动课。劳动课带什么工具，是第一天晚上就要准备好的。

1974年4月的这次劳动课，陈老师要学生们带上背兜，他不是带学生又去附近的生产队做农活，而是带他们去一道沟里背石灰矿石，要背到10里之外的新政公社麻柳井一个石灰厂去，让学生们以实际行动，批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子，也给争夺下一代的刘少奇和当地的地主富农分子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学生们未必能体会到几块石灰矿石的重要意义，但令他们欢欣鼓舞的是，把矿石背拢了，要给他们每人发一个馒头！

早上喝了两碗汤，跑了10多里路，8岁的李家安早已饥肠辘辘了，见到同学慢口慢口咬着一个馒头的样子，他把自己的馒头闻了又闻，但是，一想到辛劳的母亲，想到同样忍受着饥饿的母亲，他的食欲就一点也没有了。

怀里的馒头是热乎乎的，他的心也是热乎乎的。

孔子知之否？孔子知之，定会提示忙前忙后的陈老师：尔之生掖其食，不亦近孝乎？

贫穷。

贫穷是这个年代的普遍存在。

因为贫穷，也因为四处泛滥的“读书无用论”和“读书无用”的社会现实，不少孩子因此失学，不少家长因此让孩子辍学。

家安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

李家养了一头母猪，几年过去，母猪失去了生养小猪的能力。李家只得请人把它骟了，当净猪养。1973年腊月，老母猪被宰杀后，李家卖了些，余下的腌制成了腊肉。一家数口，没有别的经济来源，这肉怎么舍得吃？1974年农历正月间的一天，家安的三姐带着家安去新政南门市场卖两块腊肉，到了那里，他们刚摊开，就被市管会的人瞅见了！

市管会的人走过来，要强行没收！

姐弟俩看见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都很害怕。

二人死死拽住，一点也不松手！

但是，他们哪是他们的对手？

姐弟俩渐渐力气不佳，眼看要被夺去了，李家安忽然想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很眼熟……

对呀，是他！是舅爷！

是张祥富舅爷！

他大声喊：“舅爷！舅爷！”

舅爷张祥富一看，自己争夺的是李家娃儿们的东西！

张祥富松了手。

姐弟俩赶紧跑，一直跑了2000多米，跑到了秦家祠堂，那儿在轧花，打油，姐弟俩钻进去，才松下一口气……

受此惊吓事小，半年过去，仓廪如洗，什么也没有可以变卖的了。

进入小学三年级的优秀学生李家安，上不起学了。

1974年9月，新学期到了，陈老师照常要催收2.80元钱的学费。老师规定，不交清学费，就不发书。家安向父母要钱，家里人口虽多，全劳动力只有父亲一人，经济来源全靠工分分红。家里的开支，除了卖粮，就没有别的东西可卖。粮食本来就不够吃，还有多少可卖？

但是，交不起学费，摆在课桌上的，不是渴望已久的新书，而是困苦和羞涩呀！

倔强的家安不好意思再去上学了，父母也没有逼他上学的意思。

不上学了，八九岁的孩子能做什么？

队上正缺小孩子放牛。队长任随家安放几头牛。家安放了7头牛。队长让记分员每天给他记9分工。9分工只差一分，就是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好强的家安放牛又捡牛粪，10斤牛粪1分工分，他要把这1分挣出来。

每天，他早早地把牛一头一头牵上山去，从山坡上回来，背上都驮着半背兜牛粪。

等到他放过7天牛，挣下70多个工分，亮垭子小学的陈老师找到家里来了，不用说，他是请家安回去读书的。

二元八角钱延误了他一周未去上学，家里这么穷困，自己还该做些什么？

放学路上，他不是拔回一把野油菜，就是抱回一把柴草。

下午放学，离天黑还早，他放下书包，就背上背兜去捡路边上别人丢弃的烂红苕，捡回来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的，等到水气干了，再卖给酒厂烤酒。

烂红苕捡完了，天色未晚，他又去铲土皮子，又去捞田泥。

土皮子晒干了，用来垫猪圈。田泥呢，田泥晒干了，可以直接用作肥料。

日子久了，李家的房前屋后都堆满了他积存的田泥和土皮。

到了栽秧的季节，学校放农忙假了。

栽秧是个技术活呀，队长李文炳同志不想让小孩子栽秧。

技术活路就不能做？庄稼人衡量一个人能不能干，在人群中说话有没有人理睬，做事让不让人瞧得起，一是看你耕田，田泥翻卷出来的线路细不细，端不端；二是看你栽秧，看你秧分得匀不匀，行距是否拿得准，是否一致，是否左看左成行，右看右成行。耕田，还没有这个本事。吃饭、走路，家安都在想着该怎样分秧，怎样栽秧，怎样栽出行距，栽出线路来，怎样才又快又好；自己年纪小，即使和龙娃、毛儿他们干一样的活，记分员总要给他少记1分——怎样才赶上他们？

说到龙娃，这段时间，家安和他不知为什么很少说话。现在，他和他都被队长排斥在栽秧行列之外了。一心要下田栽秧的家安，看见0.25亩的堰塘田，还未安排劳力，他找到龙娃，希望龙娃和他都争一口气，去栽这块田的秧，让队长看看，我们能不能栽秧。

两个孩子忙碌了一天，终于把这块田的秧栽好了，队长李文炳深感异外，让记分员给他们每人记了10个工分。

劳累了一天的家安，盼到的照常是一锅菜，一锅汤，菜叶上飘浮着几颗米粒，放下勺子，那米粒就无影无踪了。

一家人顿顿都大口大口喝着这没油没盐的清汤寡水，这日子呀！

日子虽然饥馑，但孩子们对生活却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力量。

节假日到了，他们都从学校里回来了，最适合他们干的活当然是放牛了。放一头牛，一天可以挣上三四分工分。但队里只有10头牛，谁牵得上，谁牵不上，就看谁起得早了。

早上四点过，李家安就起床了。

静谧的夜空里，尚挂着半弯月亮。月亮像一把镰刀，钩落了一颗又一颗星星，细细看，能看见水面上稀稀落落的星光。

家安摸着夜色，悄悄地往牛房走去。

拢了牛房，他看了看四周，确信他来得最早，才松了一口气。

沉没在夜空里的老君山，此时，像一位不愁吃，不愁穿，身子健朗的老人，幸福地坐在一把宽大的椅子上，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它悠闲度日的样子，是庄稼人一生哪怕能过上一天也就心满意足的期盼。对面的寨子山呢，寨子山黑黝黑黝的，它伸向夜空中的头颅，像一幅硕大的剪影，又像一个威武的武士，露出雄壮的背影，在忠诚地守卫着夜空。

渐渐地，天要亮了，小伙伴们涌进了牛房。

年幼的李家安径直走到了一头跛子牛跟前。跛子牛是一头水牯，它的一只脚有毛病，行走不方便，侍候它，上山下山都要比别的牛更经心。孩子们都不愿牵这头牛，不仅是因为它行走慢，上坡下坡不能急，还在于一头牛的旁边是一个人，牛的优劣，在孩子们的眼里，也显示着他们的胜负与强弱。跛子牛，谁牵？家安也不愿牵。但当他走近别的牛时，大孩子们就会怒视着他，甚至双拳紧握。

家安熟练地解下牛绳，牛，乖乖地慢慢地走出了牛房。

山坡上，孩子们丢下牛绳，扑向了美妙的山岚，奇幻的草丛，追逐着鸟儿的婉啭，追逐蝴蝶的轻盈。

跛子牛走得很慢，小伙伴们已经在玩耍了，它才走到山脚下呢。

放下牛绳，家安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闲耍，他又满山满岭寻找牛粪去了。

太阳落坡了，跛子牛的肚子圆滚滚的，身上像吊着一个大箩兜。

牵着牛绳的孩子，背兜里装满了牛粪。

枝头上那抹不掉的余晖，落在了他的肩头上，落在了他的衣衫上，明亮亮的，沉甸甸的。

丢下牛绳，家安上小学高年级了。

但是，秦家的狗还在汪汪地叫着。

秦家的狗牙齿还是那么尖利，还是一副凶狠的样子。

已经成了大孩子的家安，不再害怕它，不再躲着它了。

又要经过秦家了，他朝身后看过去，看见几个低年级的同学正在朝他跑过来。他招呼他们慢点慢点，不要摔着了。待他们一个个走过去了，他才放心地跟上他们。

遇到下雨天，他不仅要为他们壮胆，还要背着最小的同学上坡下坡。

队上有个小姑娘叫琼儿，琼儿去山上捡柴，一把草一把荆条捡了一背兜，却背不动。天色暗了，小姑娘舍不得丢下这些柴草，急得要哭了。家安知道了，他走过去扶起她安慰好她的心情，帮她把柴草背下了山，一直背到了她家里。琼儿说不出一句感激的话来，琼儿的父母逢人就夸家安是个好孩子。

大队长王永文去亮垭子小学开会，钢笔落在教室里了，李家安捡到了。钢笔啊，只有陈老师才有这种钢笔。一支钢笔要卖多少斤烂红苕多少斤牛粪多少把麻芋子才能买到？但是，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别人丢了东西不知怎样着急呢。

李家安把它交给了陈老师，陈老师夸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一个从外地回乡探亲的人，在亮垭子梁上歇脚，大概是因为家乡就在眼前，很快就要见到亲人了吧，回家探亲的人太激动了，以至丢了一个包竟浑然不觉。

李家安发现了。他在山梁上等了一阵，却不见有人寻找。他想给丢包人送去，却不知道丢包人去了哪条路。他询问农户秦天太，见没见到有人在这儿歇过。秦天太指东，他朝东追去。秦天太指西，他朝西追去。

夕阳西下，当丢包人接过他手里的包，他礼貌地转身走了。

丢包人站在路口，看见一棵树的旁边有着一个少年生动的身影，他想前去致谢，但那少年已经朝另一条路走过去了。

那条路，是去新政的小道。

第四章        求学新政（一）

1978年秋日，12岁的李家安告别了亮垭子小学，步入了新政小学附设初中班的课堂。

新政小学设在离场一里之外的麻柳井。从李家湾到新政小学，要翻马家梁子，上山下湾，大约10里路。

这10里路程，每一步，都留下了李家安深深的脚印；每一程，都是他人生路上严肃的艰辛的里程。每一程，都充满了阳光，也充满了灰暗；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辛酸。每一程，都有着彷徨有着无奈，也有着自强有着自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公社小学附设了初中班。小学附设初中班，直到今天，仍是农村中普及初中教育的一种形式。增设初中，师资匮乏是普遍现象。即使在今天，有的地方教师虽然超编，但能胜任初中教学的老师，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教师，并非多了，而是少了。乡办初中，不少只适应或只能教小学的老师，甚至小学教育也不能胜任，而是通过某些渠道进入了教师队伍，在从教岗位上又不思进取，只图混日子的人，在人员缺乏的情况下，他们中有的人则勉强打起了精神，登上了初中讲台。最现实的就是胆子冒失的，虽然底气不足，与课文相关无关的话，其声音都很大；底气不足，胆也壮不起来的，抑或张口结舌，抑或自言自语，抑或说完上句，没有下句，想起下句，忘了上句。学生呢？学生在下面，要么云里雾里，要么东张西望，要么窃窃私语，要么你追我打，要么大喊大叫。

新政小学就是这种教学现状。数学老师，对数学的认知程度，在李家安同学眼里，他只能结结巴巴讲到一元一次方程，进入二元一次方程，就不会算题了。化学老师呢？化学老师的注意力不在分子结构上，不在化学反应的推导上，不在化学公式的形成上，而在楚河与汉界之间，在如何以马后炮，重重炮；如何以双马卧槽，马卧槽、车占线；或采取别的招数致对手于败局上。上课铃响了，学生请他上课，他才从棋盘上抬起头来：“啊，上课了？”他不慌不忙走进教室，第一句话就是“讲到哪里了？”学生说该讲“氧”了，他说该讲氧了；学生说该讲“氢”了，他说该讲氢了。“氢”和“氧”头上都有个“气”字，像男人的帽子，像女人的发夹……一节课，就被东拉西扯拉扯完了。英语老师呢？英语老师的书上画得密密麻麻的，遇到学生捣蛋，把他的书藏了，他就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他只得让学生背单词。语文老师又如何？语文老师的本事就是将教学参考书上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一条一条抄写在课本上，然后抄写在黑板上。学生们误以为老师博学，当老师松懈到连这些条条都不愿抄写一遍，就直接带着教参书走进课堂时，学生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老师值钱的东西都在这上面呢！离开这个东西，他教给学生的只是清汤寡水了。

教学环境尽管如此，李家安的书还是要读下去。

早上5点过，他就起床了，喝下头天晚上两碗剩饭，就匆匆上路了。

学校上早自习，一节课也不能缺。

晚上，上完晚自习，回到家里，夜已经深了。

课堂上，老师讲到的哪怕是一点点有用的东西，他都尽可能抓在手上，放在心上；老师讲不到的，也讲不下去的东西，他看书，看不懂，强迫自己看。

学生要学习，也要吃饭。初中班的学生，住在场上的是少数，绝大部分来自几里十几里之外的乡下。学校请了一位姓龙的农民给学生蒸饭。

李家安的饭盒子里除了装上些红苕，红苕干，有时也装上一点米。班上有个同学，就是这一盒子粗粮也没有带的，饭盒子里有米，家安要给他分点米，要不然饭蒸好了，就各一半。

在合作医疗行医的哥哥，偶尔给他几角钱，让他付蒸饭的钱，剩余的钱，他一分也舍不得花。邻村有位70多岁的老人，她叫李明珍，是李家湾的长辈，得了病，呻吟于床褥。医生给她看过病，她却无钱买药。李家安知道了，将积攒下的两元钱，悉数交给了这位老人。

亮垭子村九社村民王建学的母亲从新政求医回家，出场口，她就感到很吃力。上马家梁子，她爬两步，要歇一步，爬三步要歇两步。爬上山梁，她再也走不动了。

周末，放学放得早，李家安和几个同学回家，经过这里，见到她坐在地上病恹恹的样子，他招呼过她，问她怎么不走了。得知她走不动了，李家安和几个同学商量后说：“婆，我们背你回去吧。”

王建学的母亲不好意思让这些10多岁的孩子背她。

少年李家安诚挚地蹲下了身子。

王建学的母亲感动不已，一行热泪禁不住滚落在了家安单薄的肩头上。

冬日里，也是周末回家，山坡上的黄荆丛，青杠林，马桑子，光秃秃的枝条孤零零的、硬撅撅的，而那像水银一样横溢于苍翠的一株株柏树一株株松树枝头的金黄色的夕阳，却一点一点地从高枝上滴落下来，让满地都闪烁着耀眼的光彩。眼前的景象，让行走在山路上的李家安忘却了一周以来的疲劳，感到这个世界即使在冬天，也很美妙、也很灿烂。

又到了马家梁子。

蓦然间，他发现一只鸽子落在山梁上，朝他张望着，像是想诉说什么，又像是等待着什么。鸽子的羽翼被剪断了。李家安走过去，它飞了几步，就飞不动了。李家安扑过去，抓住了它。他虽然分辨不好出鸽子的品种，但看得出来，这只鸽子双目炯炯，毛色如缎，是只良鸽。羽翼被拆，定是主人怕它飞跑了。

果然，一打听，这是一只信鸽，是邻村一个叫余新元的人，花高价从远处买回来的，正在四处寻找。

李家安把鸽子送到他手里，才想起自己还未吃午饭。

吃不上午饭，对他已是常事。

学校聘请的给学生蒸饭的龙姓村民，早就离开了学校。学生的午饭，由学生自备熟食。李家安每天带的是一个包谷饼，二两多。一个包谷饼可以卖5分钱。5分钱，可以去乡文化站看两本连环画，还余1分钱。他卖掉了包谷饼，饿着肚子，离开了平庸的课堂，去一里地之外的乡文化站，看完了几十本《东周列国志》，几十本《三国演义》，十多本《说岳全传》……关羽的刀，张飞的矛，吕布的戟，岳飞的枪……让他见识了了兵器的锐利与玄妙；关羽的义，张飞的勇；岳飞的文武兼备，赤胆忠心；诸葛亮、周瑜、陆逊的年轻有为，都令他景仰，令他叹服。

在众多的课外阅读中，他留意驰骋沙场的勇士们的人生际遇，留意他们制胜阵前的一招一式，武术上受过叔父指点，从来弃之脑后的李家安更看重讲析武术方面的书刊，这此书刊增进了他对武术的理解，强烈地激发了他提高武术技能的欲望。

人有志，天知也。

1980年暑假，14岁的李家安去10多里外的柴井乡看望外婆。无意中，他见到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人姓胡，名明平。胡明平比李家安大两三岁，他从江西回柴井探亲。胡明平三四岁起练童子功，少时遇到一位老拳师，老拳师是旧社会一方丐帮的掌门人，虽然有了年岁，依然双拳生风，双腿似铁，五六个彪形大汉近不了身。胡明平师从老拳师8年，接受了老拳师对他的系统训练，即使10多个青壮汉猛扑上来，胡明平只须亮出几招功夫，众人就纷纷败退！

胡明平的功夫让李家安惊佩不已！

经常从连环画上，从传说中描叙的出神入化，一招致敌的武功高手，竟在这个夏天不期而遇！

身高1.74米，年仅十六七岁的武林英才胡明平，为李家安一招一招亮出冲、抄、鞭的拳法形态，一招一招使出蹬、踹、扫、摆、勾的腿法技能，要求他要努力掌握一触即发，一发即至的快速方略。胡明平说，高手临敌，招法隐蔽，身子如猛禽拦翅，如野兽抖毛，松得很透，很漂亮，一旦出手，则如猛虎扑食，一招致胜。胡明平说，高手遇到高手，乱其目，惑其心，阻其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这些打斗中的精义，离不开智慧，离不开豪胆，而更离不开的，是过硬的拳脚。

李家安接受着艰苦的训练。

训练踹沙袋。一次要踹1000次。1000次呀。当星星还闪烁着动人的眸子，当不少比李家安年长的少年尚在睡梦之中，李家安的双脚和双腿已在朝着一个高度极其辛苦地攀登着。

训练百砂拳。在墙上钉上千层纸，对准千层纸，一次要出拳1000次。又是1000次呀。星月无声，天河隐隐。当不少与李家安同龄的少年，早就钻进了被窝，进入了梦乡，李家安还蹲着标准的马步，还在击打着墙壁。

手上出血了，汗流流过眼帘，湿透了他的衣衫。1000次。1000次只是一个基本数字，李家安的训练标准是人不倒地，不能收拳；人不倒地，不能住脚。

汗水湿透了李家安一个暑假，又湿透了他以后每个周末。

苦？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千次万次的苦，哪有眼前威武、潇洒的胡明平？

累？不经历千次万次的累，焉能练就李家安真本事？

人后受累，人前显贵？

这时的李家安，经过一次次冲刺，他的志愿已不再局限于学好武功，不受人欺侮了。他意识到了，武术是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学习武术，既是强身健体的需要，也是继承民族文化精髓，增进民族文化技能，保持民族奋进姿态的一个不可缺失的方面。

诚如所愿，李家安亦如武林前贤：家里是虎，院里是狼，人前是只小绵羊。班上，他从不提及习武之事，同学们也想不到个子不高，身体也不魁梧的李家安课余竟执着于武术！

班主任黄老师也只了解李家安的语文、英语成绩在班上出众，其它功课也不错。

但黄老师明白，即使优秀如李家安者，能不能考上中专或高中，就很难说了。

新政小学毕业了几批初中生，一个班未考上一个学生已成常例。家长们也知道，每年，全县参加中考者不下三四千人，但中专招生全县一年未超过100余人；高中，新政数百人参考，新政中学只收两个班。也很难考上。

所以，家安上初三时，他的父亲李国平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考不上学，就给儿子买台电影机，让他去放电影，再买台打米机，让他去打米加工。

不出黄老师所料，1981年中考，李家安用铅笔回答理化试卷，未记分，李家安落榜了。

但要让儿子去放电影或去打米，李国平内心明白，这是没办法的办法。真正见到儿子学习结束了一个阶段，前途渺茫，在家闷闷不乐的时候，他还是去了趟新政小学，询问黄老师，家安如果复习，还有没有希望上高中。黄老师不了解家安理化未得分的原因，他告诉李国平：李家安要考上学，只有再读三年。

老师这么说，还有啥说的？

李国平真买回了电影机，打米机。